重複一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至理名言也無妨，但是，放眼中國未來的發展，8億中國農民洗腳上田決定著中國明天崛起的景象，而最應該做、最容易做、最必須去做的就是——讓教育現代化！首先讓農村教育步入現代化軌道！在眼下的中國，已經沒有比抓好農村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對於農業生產發展、對於農村人口向城鎮和工業轉移、對於社會文明和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對於一勞永逸徹底和永久破解“三農”難題，都具有決定意義。
中國教育最薄弱環節在農村，而中國崛起最需要解決的難題和關鍵仍是農村的教育問題。
別的不用講，單單從文化上來看，那就是，中國文化落後的絕大多數表征均與農村相關——農村有著中國最龐大的迫切需要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群，農村因為教育落後導致文化長期素質低迷，致使農村人與城裏人“自然而然地”涇渭分明，嚴重影響農村人的行為、思維、習慣、知識向上提升，而這些落後又自然決定了農村的落後，這也是農村人總是被城裏人瞧不起的根本原因。
不論是解決“三農”發展，還是推動農民洗腳上田促進城鎮化進程，抑或是用文化來不斷提高農村人的文明意識、習慣和價值觀使之不再受城裏人的白眼，特別使新一代農村青年成為現代農業的開發者、實踐者和創造者——這些無疑都需要舉全國之力，以10倍於原來的功力來抓農村教育，需要確立一個放眼未來的徹底解決“三農”難題的新的農村教育發展戰略，而不是將農村教育仍然局限在2003年提出來的“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上，也不是隻要提發展教育首先想到的就是大中城市和試點學校，而應該首先想到農村、發展農村。
中國許多問題的症結，毫無疑問都在“三農”，就“三農”而“三農”隻能於事無補。其實，“三農”連續數年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角，實在是一種無奈而單薄的強調——如果能正常發展，還需要政策額外助推嗎？畢竟，“三農”不是單純的重視不夠積澱而來的，而是特定的曆史和文化形成的若幹問題積累後在“三農”上的反映，僅僅靠一年一個高度重視的紅頭文件，不啻是在表明“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的習慣並未改觀。逐步和盡快解決困擾中國崛起的“三農”難題，歸根到底還需要有一個視城鄉同等重要而為一個整體的決策文化，需要有全體國民共享發展成果平等權利的意識，更需要創造一種調控城鄉差別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長效的製度安排和技術性工具。
農村落後的小生產狀況，決定了農村文化、文明和教育的落後，而教育和文化的落後，又繼續催化著農村全方位的更加落後，因此使“三農”總是層出不窮，按下葫蘆浮起瓢。要真正解決農村改革與發展的問題、徹底改變農村長期落後特別是城鄉二元化的現象，唯有調整農村教育的發展戰略、發展方向、發展進程、發展目標。
從目前最容易入手，也最亟需解決的根本性問題來看，隻有將占了全國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人納入優先教育、特別教育、公平教育、素質教育、文明教育、技能教育的新教改，才能徹底改變中國文化落後的麵貌，才能使農村新一代青年學有所得、勞有所能、作有所獲、力所能及，徹底消滅城鄉差別和“農民工”的歧視稱謂。使農村青年真正能在“兩基”普及的良好製度安排下學到知識文化、學到生存技能、養成文明習慣，切實為農村打造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教育理想和實踐的助力農村教育大發展生態。讓農村青年與城市青年一樣，懂得文明的世界是一個整體，每一個自己都是全球價值共同體規則的遵守者、現實生活的建設者、未美好來的創造者。
農村教育的真實是什麼？短板在哪裏？
教育是個典型和先進層出不窮的行業，而且幾乎所有的先進人物都會讓人感動得掉淚，不是因為“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標語寫滿山崖、田埂，而是因為脊梁人物的感動在無為和無奈生態中的橫空出世。
不妨讓我們一起來重溫一下那些熟悉的名字：四川大涼山深處的甘洛縣烏史大橋鄉二坪村，創建並支撐被稱為“山崖上的夫妻小學”的李桂林、陸建芬夫婦；1958年響應國家號召自願到寧夏回族自治區任教，失明後仍憑著記憶給學生上課直到患重病無力自理才歇教的盲人教師馮誌遠；到煤礦下井挖煤支助貧困小學生的重慶市開縣郭家鎮北鬥村小學老師劉念友；高中畢業後在鹹寧市鹹安區李沛小學當了36年民辦教師的李鬆林；央視“感動中國”2009年度人物、到河南省淮陽縣偏僻農村創辦小學免費服務留守兒童的校長兼任老師，10年間推著三輪車收破爛為學生換來課外書而自己欠債10萬元，成為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主角之一的“80後”師範生李靈；23歲創辦自己的外語研究所，獲得會計學和法學學位，24歲碩士畢業，捐出自己原定赴英國讀博士的學費，在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孟關鄉小學義務支教4年並發動100名誌願者一起支教的彭暘；央視“感動中國”2004年度人物，考取研究生後前往貴州省大方縣貓場鎮狗吊岩村岩洞小學和大水鄉大石村大石小學支教的徐本禹……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遺餘力去宣傳、歌頌那些具有奉獻和犧牲精神的社會脊梁，而就是不能從根本上去改變這些感動中國的傑出誌士撐起的農村教育的那種生態？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讓那些可歌可泣的先進典型流血流汗、前赴後繼，讓一代又一代農村兒童遙望與城市學校、教師和那樣的教育一年複一年？
“隨著徐本禹被評為2004“感動中國”年度人物，社會的捐錢捐物不斷增多，大石小學的孩子有了新校舍、新衣服，卻還是有六成以上的學生沒有午飯吃；全校250多名學生隻有9個老師，其中3個誌願者，5個代課老師，師資力量讓人擔心。”媒體的記載，讓我們窺見各種標語和成就下的現實一斑。
大張旗鼓的農村“兩基”國檢結束了，但偏遠山區和貧困農村的教育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改變——有編製的教師基本上仍然不去那裏執教，在那裏扮演老師角色的，依然是那些甚至連“代課教師”的名分都已經沒有了卻仍舊繼續代課的“教師”。再說白一點，這些“代課教師”並不具備作為一名教師的職業資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甚至連高中學習都不完整，僅僅是不忍心眼看著適齡兒童無學可上而硬起頭皮充當起傳道、解惑的先生來。這種令人動容的“教學”，最大的特征就是一個老師要教好幾個年級、若幹門課程，如果自己都隻讀過初中，很難說看小學高年級課本不會一知半解，開不全課程甚至傳授錯誤理解的現象普遍存在。
感動了中國的山區殘疾人教師大有人在，隻因為與其具有相同文化的鄉親早已遠走高飛，而留在窮鄉僻壤的他們不得不去填補缺學少教的空白，他們的勞動很多時候隻能換來幾斤玉米，很顯然的得不償失，這使得樸實和平凡頓時高尚起來。
山區農村兒童就學不易。由於沒條件出遠門上學，隻好在村組附近將就一下，這從客觀上造就了一種“市場”——稍有點文化的當地人就會騰出自家的一部分建設成“學校”並收留學生開始辦學，《瞭望東方周刊》報道，湖南鳳凰教師代課25年就是這種情形，需要但是不合法，於是就在需要的時候默許，在不需要的時候翻臉不認人。由於得不到承認，從事鄉村教育25年，總共收到的工資僅為2萬元。
這是中國貧困農村教育的真實。
“農民教師”與“農民工”如出一轍，它們都源自於一個共同的根源：戶籍掣肘、貧窮羈絆、受教育程度較低、除他們外沒有人願意幹這樣的工作。其中，他們原本所受教育不足又是最關鍵而引發惡性循環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