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貧困山區的農村教育，數十年來一直由民辦、代課教師以邊緣化生存的方式延續著解惑的命脈。一方麵沒有教師願意去那種地方上課，另一方麵政策總想終結“代課教師”的不正常，但隻是終結而缺乏切實鼓勵教師們紮根那種地方任教，並沒有改變偏遠貧困農村教育的根本性落後，因為總有學生需要入學，加上留守兒童的出現，代課教師注定不會消失。每一次政策對代課教師進行清理後，由此形成的真空也為新一茬代課教師的重出江湖創造了條件。
有資質的教師之所以不願去貧困山區教書，一個是因為那裏太艱苦、日子太難熬，去了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出頭，再說工資、津貼也不比別的地方高，所以分去的教師總是不到崗，到崗後立馬動用關係調走，沒有關係者就幹脆賴著不去——請個鄉土先生代自己去上課就行了，自己分一點收入給他們，另外再找份工作賺錢。
“三農”問題，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症結原點，而教育則首當其衝。正是教育對農村的不公平、不作為，造就了占國民一半的農村人的素質，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隻是圍繞脫盲、普九來運轉，甚至有政協委員還希望農村青年不要讀大學而安心留在農村種田耕地，為城市人守望最後一塊家園。這些都源於可悲的中國傳統文化——喜新厭舊而瞧不起“三農”。自從有了工業就扔掉了“三農”，而現代產業的興起又讓人開始遺棄和貶低製造業。
更可悲的是，中國人仍然沒有從文化上意識到這點，還在以為隻要通過造城，就自然能解決“三農”以及相關的問題。那麼，招不到工人，又能搞點什麼名堂來應對呢？
中國自城市在工業的助推下快速發展以來，一直就被城鄉差別所困擾。而城鄉差別的實質，不是農業產出的附加值過低，而是中國文化裏固有的對農村、對落後的不屑一顧，這種文化直接造成了農村教育的末位乞食，使一代又一代農村人不能通過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回饋生養自己的那片土地，而隻能以“跳農門”的方式來作為自己的理想和榮光。
隨著工人地位的下降以及農民外出務工的增多，原來所稱的工農差別已明顯縮小，以錢和物來量度的農民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快縮小，所不同的是，城鄉之間在教育、文化方麵差距甚至還在進一步加大，而這些差距最終的症結，都可以歸結到農村教育的落後上。如果農村教育投入、理念、師資能得到有效保障，完全可以令更多的農村青年走出去然後又帶著知識與技能重返故鄉，至少不會像今天這樣淪落為打苦工又拿最低工資的農民工。換句換說，如果現在的農民工大都受過更好的教育，那中國工人的水平也許會提升一大截，就不會出現技工嚴重短缺而簡單技術的普工過剩的窘況，更不會出現“農民工”這種帶著歧視痕跡不倫不類的名詞。
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城鄉的差別，似乎這種差別本身也是社會進化與發展的內在動因。但是，中國“三農”難題連續若幹年成為特別定製的“一號文件”來彰顯傾斜，政策所施加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正像幾乎所有人已經形成的共識那樣，農村的根本性發展還得從最基礎的教育上去解決才有可能，而農村教育這個“三農”問題中最根本的難題和最薄弱的環節，卻又總是抓不到、抓不好、抓不到底、抓不持久。僅僅靠輸血式的救助、自願者愛心回饋，是不能徹底解決農村教育發展問題的，媒體暴露一點貧困農村教育的問題，就加大一點投入去解決的亡羊補牢式填空，注定隻會讓邊遠貧困山區的農村教育被動的等待一次又一次被搶救。
改革開放30年，農村教育經過上個世紀90年代“希望工程”、“普九”發展，一度使落後和邊遠農村的不少學校，一舉成為鄉間最好的建築。這是個了不起的進步。但農村教育除了學校看上去漂亮了而外，其他方麵的差距與城市相比，反而還在拉大。
郭立亮先生在博客裏貼上了自己用相機在湖南省保靖縣毛溝鎮巴科村的大山深處采集到的景象——一個隻有7名學生，橫跨學前班、一年級和二年級三個年級的教學點，56歲名叫田洪柏的老師，是這個教學點唯一的師資，而這種一成不變的堅守式教書，已經延續了整整33個年頭。
像這樣的學校、教學點，在中國那些貧困、偏遠地區的大山深處，究竟還有多少？恐怕答案無人知曉。
縮小“三大差別”，希望在於縮小農村教育與城鎮教育的差別。除了學校外貌翻天覆地的變化，60年來，邊遠、貧困的農村，幾代兒童所享受的教育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那些紮根深山並履行教育職責的老師，即使清理了好多次，但是有不少人連個教師的名分都沒有，而一直以“代課教師”的身份硬著頭皮去為不知山外世事的窮苦孩子解惑。因為確實沒有高人一等的教師願意下凡這些與世隔絕的地方，而隻能依靠那些讀過一點書的“鄉土先生”的看不過去而選擇堅守，即使沒有薪水抑或年薪隻是學生們幾斤玉米的堆積。農村鮮見好老師，尤其是被冠名為特級教師的精英教師，唯獨不缺的，是沒有名分的“代課教師”們堅守的奮鬥不息的動人故事，還有他們的老、弱、病、殘。隻要翻翻那些貧困地方每年表揚先進教師的名目，能感動世人的那部分，基本上都由這樣一些人的身影組成。
本是專為農村孩子創設的“知識改變命運”公益廣告，早已經路人皆知，可一樣沒有撼動農村教育那種繼承和延續傳統的觀念與文化。城裏人總結出來而懸浮在高空的“知識改變命運”，自然不會改變農村教育的自然生態，知曉其中道理的家長，除了外出打工希望找到更多的錢將孩子送到城市接受教育外，根本就不知道改變眼前教育生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相反的是，已經是社會精英的政協委員，卻教導農村青年，不要爭著去考大學，也不要往城裏跑去遭罪。
城市化就包括了農村人向城市的聚集，不希望農村人洗腳上田成為城市居民，那是哪碼子城市化？
對農村的偏見，其實深植於中國精英階層的腦海。農村、農民、農業，是作為陪襯和拿來體現愛心與智慧的，而不是與生俱來就與城市處於同一條平等線上。在隨處可見的“城鄉一體化”鼓噪中，即可讀出這樣的偏見和成見其實不淺。
不可忽略的是，地區發展不均衡和窮富分化，起碼有一半是由於對教育資源配置向城市集中或者教育無差異以及過於單一造成的。尤其是縣鄉和偏遠山村，“教育改變命運”從來都是畫餅充饑——從理念、規劃、投入到學校、師資、教案、課本——一開始就被設定計為低城市幾個檔次，處處樣樣都差城市一大截，並由此造成差距越來越大的惡性循環。
沒有受到過多少正規教育而缺乏文化與知識的貧困農村父母們，沒有人不知道“知識能改變命運”的道理，但要受到較好的教育，卻又隻有將孩子弄得城裏去讀個好學校一條路。為了幫助孩子改變命運，不少父母隻得帶著孩子來到陌生的城市，去作一個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邊緣人，而不能痛下決心或者承受不了融入城市所必須付出的艱難代價，就隻能堅守農村，時時刻刻圍著孩子的學習運轉，甚至從來不讓孩子幹農活，隻要求他們讀好書。
無奈的是，教育宏觀層麵的格局絕非可以通過他們的不懈努力而得到根本改變，無助和鞭長莫及一直都困擾著想讀書而讀不好書的農村學子，他們沒有錢去讀大城市裏的重點學校，也在幾年十幾年的讀書中根本聆聽不到優秀教師的授課，去科技館、少年宮看一眼現代實驗設備、儀器和模型……也都隻能停留在夢中。
等級和差別，是中國曆史和傳統的一種文化現象。不唯獨教育，醫療優質資源同樣也集中在大中城市，而縣城少得可憐，鄉鎮幾乎沒有，由此形成了大城市尤其是省城的醫院一號難求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求醫盛況。與生產資源靠市場聚集不同，公共資源需要公平而均衡的向社會進行配置。而如果不打消學校、醫院等的行政級別，使那些承擔公眾服務的機構完全棄行政化，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資源的公平配置。至少，權力都希望將最好的資源全部留在所轄之內，聽其使喚、為其所用。
城鄉存在差別、不同的地域存在差別、不同人的身份存在差別、不同行業存在差別、所有的產品也都有不同的等級和差別……拿教育來說，同一地區、同一城市，會因為事先設定的差別和等級，而在投入和資源配置上有意厚此薄彼，活生生造就出等級不同的學校來，那些名曰“實驗”、“重點”、“示範”的學校，其實隻是集中了社會優質資源和學生的結果，是財政投入、教師配備等全方位傾斜和厚愛刻意打造的標本。
就像以前窮人家隻能舉全家之力讓最有潛力的一個孩子去念書那樣，同一地區不同的城市，也會因為經濟地位和發展潛質等的不同，而將社會優質資源向前景更被看好的地方集中。在這種不同區域同樣思維的一層層集中的最後才輪到農村，而被邊緣化更慘的即是貧窮地區山區農村的學校。教育資源配置，凡事重點優先，剩下的才能勻給眾多的大眾化學校，甚至不能稱為學校的山區教學點，一個子兒可能都分不到。
這是所謂的精英文化和教育結下的苦澀果實。隻要不擯棄培養精英、訓練專才的文化與意識，隻要不將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發展權的理念灌輸到中國文化的骨髓裏，不將接受平等的和更好的教育作為徹底改變農村落後教育現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那就不可能會有什麼“城鄉一體化”。即使擴展了城市或者建設起更多的城鎮，也有更多的農民洗腳上田進城尋夢，年輕的農村人一樣會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隻能被當做農民工；他們就算生活在大都市裏，也會因為自身所受教育的缺陷而未能養成城市生活所必需的文明習慣、意識、和行為而屢遭白眼……在這樣的狀況下，就算成為城市人，沒準也不能迅速擺脫農二代的陰影。而那些無力隻能堅守在農村的下一代，如果隻能繼續接受眼下的這種教育，其命運依然不會有太多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