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最令低收入者痛苦。然而，可控和CPI的微小增幅，卻又是經濟增長的一種另類驅動力，這種刺激能夠給平淡無奇、波瀾不興的經濟，注入一些非常因素，而不致使其入冬休眠。
就中國來說，抑製CPI過高的選項既寬泛也不少，其中，僅促進公共財政的技術規範一項，便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工資與物價的關係並非什麼新發現，每個月等著發薪的員工和拿著薪水去超市購物的國民，對此深有感觸。隻是這種切身體驗，絕不是在媒體上看到的那種“工資過低”、“要不斷地、逐步地提高收入水平”以及“確保CPI不超過5%”之類。作為一個老百姓，一個為自己、為家庭活著並爭取更好的活著的公民，切膚之痛還是工資與物價的倒掛，大家寧願不要漲工資，而祈望物價不要再繼續上漲，最好能降點下來。
即使沒有學過數學的人，也懂得這個道理——隻要漲工資，物價必漲無疑！不能有效控製物價上漲的漲工資，隻能等於自欺欺人。因此，將物價降下來才是真本事、真措施、真能耐、真選項。
上了年紀的人喜歡懷舊，他們那個年代，可以戶不閉門，住房、就學、看病基本不需要自己掏錢。一個雞蛋幾分錢、一斤青菜兩分五、一斤大米一毛幾、最好的豬肉一斤不到1元……多數人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三四十元，雖日子過得緊巴，但煩惱沒今天多、幸福感不比今天少。
懷舊，不是懷念那幾十塊錢的月薪，而是那些看似不多的月薪所能買到的東西，就算今天你多拿10倍數10倍，也會為物價不斷上漲而發愁。
現在，雖然人民幣還是原來的人民幣，隻多了100元、50元和20元三種麵值，可自動消失的卻有5分、2分、1分。2角、1角也已經非常少見。
分分錢時代已經成為曆史一去永不再返了。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人民幣最小單位必會成為“元”，角和分將成為曆史。5角、2角、1角、5分、2分、1分隻等著收藏升值。
某個幣種的法定麵值，在實際的流通中很少見到或者事實上已經退出流通的現象，並不多見。這又意味著什麼呢？
收入過低與支出過高同時存在，不利於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利於社會穩定，不利於實業的健康發展，都是顯而易見的。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對所有行業和領域的勞動者報酬相對於基本生活支出的技術性設定，比值、差距、購買力、支出占比等等，均是必不可少的考量。
相對於GDP強勁增加的幅度——2007年13.0%、2008年9.6%、2009年8.7%、2010年10.04%，與勞動者薪水增長率的差距不小。在CPI不斷走高的情勢下，不增工資或者即使象征性增點工資，工薪階層的實際購買力反而呈現為下降的趨勢。
全國政協委員鄭新立認為，2009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啟動的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一方麵使投資率升至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46.8%，而另一方麵，刺激經濟對消費提升並不明顯，當年消費率甚至降到最低點為48.6%。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也降至曆史最低點為43%。
這反映了應對金融危機的艱難和不易，也折射出增加國民收入不可能一蹴而就等更為複雜的深層矛盾。
2010年7月，北京市政協第二十三次主席會議上傳閱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有12.8%的職工反映5年來自己未漲過工資；2009年23.6%的職工工資收入還有所下降。被調查者認為媒體上出現的平均工資漲幅與自己沒有關係。報告同時也顯示，被調研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工資水平遠遠高於其他崗位，且增長速度較快，僅2009年就比2008年增長了25%，而且絕對值增長為35644元，這是一線生產服務人員的25倍。
這一高一低，似乎也說明“學而優則仕”的文化根深蒂固，仍然是左右不同崗位勞動報酬多少的劃分依據，而且還使之間的差距呈現為明顯的加速擴大趨勢。
麵對“負翁”、“月光族”、消費不振等難題，國家多個相關部門聯合製定的《工資條例》，確定了職工工資增長與當地CPI掛鉤的聯動關係，並試圖規範不同崗位和不同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過大的混亂。
工資倍增計劃發出的強烈信號，就是當今中國國民的收入水平過低，需要通過有效的工資倍增步驟來加以改進。消息一出，全國上下一片歡欣。
工資為什麼低？倍增的錢從哪裏來？靠什麼去倍增？倍增會不會加速在瀕臨倒閉邊緣徘徊企業倒閉並引發失業潮？
要解決這些問題，還得回過頭去認清中國財富的實際。
眾所周知，所謂的工資倍增，不論錢從哪來，最終不外乎都要落到製造、創造層麵——如果沒有製造、沒有服務，不能夠策動財富效應，靠周轉而累加的GDP數值、靠購買巨額的美國國債、靠龐大的財政收入……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價值環比遞增，還得靠實業具體產品的價值再造，就中國目前而言，主要依賴於製造。盡管表麵上異常繁榮的中國製造至少在今後10年裏，仍然還會繼續紮堆在低端產業，能賺到的錢也隻夠維持較低的工資水平，就是那些看上去賺來的大把外彙，也並非全部落入中國國民的口袋，絕大部分還是要被外國公司弄走屬於自己的那份。相反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企業還沒有顯現對外投資並賺得大把財富的能耐和效應。現代服務業也依然被套在吃裏扒外的陷阱裏，相比中國製造，並沒有絲毫的過人之處，雖然其盈利總量已經大得驚人，但也隻是謀取到自己團體的非凡福利而已，暫時也不會對更多國民工資的倍增添磚加瓦。
如果算上中國人奢華的追求和鋪張浪費的攀比跟風推高物價的作用，工資倍增計劃就會更加艱難。就算是實現了，也隻能等來更新一輪物價攀升的結果——這種倍增不如不要。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按照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政府收入增長遠遠快於居民收入，考慮企業收入增長也快過居民，那隻能說明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還在降低，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的“十二五”規劃要求可能較難實現。
如果要用數據來說話，那麼，銀行存款增加的一個片段就是：企業36%、機關團體30%、財政28%，而歸屬於居民的隻有8%。這是不是意味著，增長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時候，它們之間的比例隻能這樣？畢竟，中國有“國家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小頭”的愛國主義訓誡。不可否認，這是由把勞動者放在什麼位置的文化觀念來決定的，也由怎樣提升人的素質去創造更大的價值以及通過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體現對勞動者的尊重來決定。觀念以外的技術，同樣源自於決定觀念的那種文化。
2011年4月18日，人社部副部長楊誌明在全國勞動關係工作會議透露，“中國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這樣在‘十二五’期間就可以力爭實現職工工資增長翻番。”幾天後的4月2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又稱，我國已形成以市場為基礎的工資決定機製，在工資調整中主要靠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在決定工資當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這是很根本的一條原則。”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也明確表示，“媒體對漲工資的報道，是不正確的，不準確的。”
這似乎在說，所謂的工資倍增可能隻是媒體或者記者的片麵解讀甚至一廂情願的誤讀。“政府則沒有任何強製性規定，企業漲工資隻是政府的願望”。
這種觀點應該是實事求是的。因為，工資增長在中國會遇到許多可以預見和更多不可預見的問題與困難，一個完善的市場體係，不可能通過政策的杠杆去撬動工資收入倍增。
財政需要錢。隻要財政、稅收和物價體係不從文化觀念上、製度上和技術上加以改革和重構，不能通過研究新的理論、使用新的技術、建立更規範的製度以及減稅、免稅、低稅政策聯動機製，切實減少低利潤實業的負擔，就不可能穩步提高普通員工的相對收入。從現在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盈利水平來看，尤其是這樣。
與工資增長有關和不得不說的還有——工資低不隻是稅收過高和老板盤剝你的結果，其中也有你自己努力不夠的原因在內。
中國人效提升研究中心發布的《2011中國企業人效白皮書》顯示，中國企業人效僅為《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19%。人效是用於計量人力資源獲利能力的指標，在數值上表現為人均產出。由此可見，當我們抱怨工資太低的時候，旁觀者卻對我們與之對應的創利能力不敢恭維。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對全球72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月收入的最新統計為1480美元，約合人民幣9327元；中國員工的月平均工資為656美元，約合人民幣4134元，還不到世界人均的一半。顯然，相比創利能力不到世界優秀企業的1/5，彙報顯得頗為優厚。
對比這兩個數據鏈，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鼓舞信心的結果——如果中國企業人效能夠提升1倍，達到世界500強的38%，那收入就基本達到世界人均了；如果企業人效提升兩倍達到世界500強的57%，那麼，中國企業員工的人均工資就會超過世界人均水平33%。
由此可見，中國工資倍增的希望在於提升人效而絕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