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組數據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國幾乎實現“零通脹”；2000年至2010年，其CPI一直在2%上下浮動，換言之，在經濟高速發展、個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時，“低通脹”也始終相伴左右，一個細節是，自美元誕生百餘年來，美分作為最基本的貨幣單位，始終在流通市場上被使用，而人民幣不但“分”實際已經退出了流通，就是“角”的使用也在迅速減少。
還有一組數據，是近30年來，中國經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四輪通脹，通脹高峰CPI的漲幅分別為18%、21.9%、8.7%和當前的6.5%，這意味著貨幣購買力不斷下降。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得到的經驗和結果是——在美國，不僅中國製造的產品遠比國內售價便宜，即使是美國製造，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比如她曾在美國加州一個機場商店購買的美製風衣，價格不及北京賽特商場裏同款風衣的2/5。
因此她提出兩個問題。同樣的成本，同樣的產品，如果產自中國國內，即使算上“出口退稅”的部分，也不該出現高於國外市場兩倍的情況。反之亦然，如果產品來自國外，在WT0框架下，即使是製裁性關稅，也絕對不可能出現超過1倍的價差。
某個中國製造的產品，盡管不需要承擔遠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卻要在國內一路承擔重重稅費甚至被施以各種罰款，顯然便宜不起來。統計數字顯示，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紐約隻需1.5元，而從上海運到貴州卻需要6-8元。商品進入超市、商場後還要支付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等名目繁多的費用，而這些支出最終都由消費者埋單。許多人忽略了的，還有為獲得采購、減免稅收、獲取認證、贏得訂單、疏通關係等等支出的灰色費用，這些無疑都是要計入成本的——物價不貴那才不正常。
即使是取消路橋收費，取消燃油費，不再繳納電話座機費、機場建設費等匪夷所思的費用，也不一定就能將與已與世界接軌的高物價拉下來。關鍵的還是要根治腐敗——腐敗才是中國物價漲齊天的禍首！那些貪官空手套白狼從國家和民眾那裏攫取而來的別墅、高檔汽車、洋煙洋酒、金銀首飾、古董字畫、買不夠的奢侈品、用不完的鈔票以及有事無事都打飛的出國逛街、旅遊和逢年過節吃不完爛在屋裏當垃圾扔掉的堆積如山的水果和保健品……這種非常態的消費，也通過商品市場的變化反映了出來——高物價源自於腐敗的無度需求和浪費。
許多苦苦探索而不得其解的人認為，國內商品價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藏在商品裏由消費者買單的額外交易成本，而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稅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麵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麼，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這表明，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要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
相比中國與美國，GDP與財政收入的比率基本接近，而如果中國商品所含的稅是美國的4.17倍的話，假設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賺一樣多的錢，那是不是意味著有75%的GDP並沒有產生實際的稅收而成了無功的GDP？
當然，問題肯定不會這麼簡單，何況中國的財政收入裏還有費和其他組成。不可能通過這樣簡單的計算就能得出結論。
收多少稅合適？其實，與其他國家差不多、多一點應該不會是個太大的問題，真正可能成為問題的，隻是收上來而且增長極快的那麼多稅，都用到什麼地方去了——能不能將取之於民的稅金高效的轉換成為公共產品與服務，才是財稅文化及其科學與技術進步的真實含義。單單是講稅多稅少並無實質性的意義。
我們看到，中國也有不少企業的斂財術令美國老板眼紅，譬如暴利和壟斷。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即使將稅收降到美國目前的水平，也不見得就會拉低商品的售價，企業工人的工資也未必會因此增加，老百姓也未必就會覺得更幸福。簡單的減稅而缺乏配套的製度性作業，能夠漁利的，還是那些並不缺錢的投資人和各行業高管。
由此可見，對於多被詬病的高稅負，中國主要的還不是通過減稅來打消疑問，而是需要製定一個多頭協調的財稅技術與運行機製——不同行業企業的利潤測算、職業收入的基準與對照、財政轉移支付的公開、企業成本和財政預算的評估、審計與監督的對接……通過對參與生產各方合理利潤以及利益的監督和保障，加大轉移支付來確保社會再分配的調節作用發揮，監督企業和行政運行成本與效率，保障資源合理高效利用。
稅不是也不會是中國人有錢還窮的唯一原因，那些與稅同樣看得見摸不著的勞動報酬的望梅止渴，也是造成低收入並影響內需的重要因素。
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研究發現，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這一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的4.6倍。
白重恩認為，當前的社保繳費費率過高，不但加重了參保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不利於擴大就業；更限製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擠壓了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
鑒於當前社保繳費比例過高，擠占了居民消費實力，對經濟發展已經產生負麵影響，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政府應提出“十二五”期間，加大國企分紅用於充實社會保障的比例，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麼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隻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居民收入。但是，央企的利潤應該有相當大的部分給社保基金。”
稅之最的表現，還包括常常某個領導大筆一揮，便可以製造各種名目給大企業減免稅收或給予補助，而對生活艱難的平民百姓、小微企業卻不放過一毛錢的稅費。這顯然是搞倒了什麼。
如今中國麵對的問題，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單獨給它一刀即可迎刃而解的。
最多隻是與其他相關問題糾結深淺的程度而已。即便是好事，很多時候也會推倒另外一個看不見的多米諾骨牌而造成無法預料的消極後果。這倒不是前怕狼後怕虎，而是改革已潛入更深區域，未知和相互關聯，已成為最主要的難題特征。
因此，多一些深思熟慮理所當然，弄幾套方案備選也未嚐不可。
隻是一個單純的低工資，並不會成為絕對的社會問題，隻有當低工資遭遇高物價，這兩個既相關又不相關的貨幣多寡，才會契合成一對魔鬼伴侶並蹂躪、搶奪百姓的幸福。如果再恰好碰到國民間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二次分配技術短缺，自然就鐵定變成絕對的收入過低。
把中國的低工資、高物價和美國的高工資、低物價結合在一起刨根問底，那才是中國與美國更真實的差距。事實上，中美兩國實際生活之間的差距，遠高於有形的貨幣收入之比。幾十年前，中國不論幹部、公職人員還是工人，一個人勉強可以養活全家好幾口人，這也是不允許和不需要投機倒把去經商的一個原因。而現在一人掙錢能養活全家的，僅限於那些頂尖公司的職員或頂層高管加上能以其他手段獲取巨額收入的非常職業人士，普通的一個職員要想養活一家3口，幾無可能。如果非要拿什麼來作對比，美國工人能夠獨自一人養活一家子四五口人。悲催的是，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的幹，養活自己和一個孩子，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已經當了爸爸媽媽的“大人們”繼續向上啃老才能攤薄生活的艱辛。
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十分簡單：財政入賬所占GDP比例過大且使用低效。如果擠出GDP虛高的水分，不打折扣的財政入賬占比更高。
強製企業特別是那些血汗工廠增加勞動者月薪，雖可能成為逼迫企業轉型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杠杆，但由於原因的多樣以及不可預測，本來就很艱難的企業熬不下去，搞不好會往一邊倒，抽逃資金到境外去過神仙日子，摔下爛攤子一轉身就跑路，最終失去的還是那些用來養家糊口而不足掛齒的最普通職業。
那種以為不斷提升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就可以實現工作倍增目標的想法和措施，注定不能解決購買力低下、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悖離、CPI持續走高遞減財富、收入差距巨大缺乏尊嚴、多重壓力下企業難以為繼等難題，而隻能是工資和物價輪番追趕、相互衝抵的無用之功。
凡事，中國人的想象通常都先入為主，喜歡用想象來代替係統思考、代替邏輯與計算、代替技術和規範操作。關於低工資，坊間認為隻要增加工資收入即可搞定——這對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不過是小菜一碟，甚至提出了工資倍增目標。然而，工資增與不增哪會那麼簡單，僅憑想象和拍腦門，恐怕鞭長莫及、於事無補。
2011年2月，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彙管理局局長易綱指出，貿易順差過大是中國外彙儲備不斷增長的主要原因，也是國內通脹的源頭。賺到了外彙卻也推高了物價，真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