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中國自古以來向國民征收稅費，都以促進國家的強大為出發和目的。所不同的是，原來的國家是皇帝的家，由千百萬個民眾之家聚合而成，現在的國家是公民當家作主的一種現代政治架構。
收稅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必須，可是，設計些什麼稅種、按多少比例征收、在哪些環節怎樣收稅，卻是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問題。奇怪的是，能左右這樣一個至關國家命運和國民前途的科學、技術和法律問題，有時候卻隻是不同的地方長官或者部門的一句話。
撇開隨意的收費慣性以及減免稅收不說，那些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的沉重稅負，也越來越為企業和大眾所詬病。
大家說稅負重，體現在各個環節和稅種名目諸方麵，而且是多環節重疊征收。一個企業購買麥子打成麵粉再做成糕點、饅頭所需要繳納的稅，與隻購買麥子打成麵粉出售然後由別的企業做成同樣的糕點或者饅頭所交的稅是不一樣的。
把稅收的增加當作政績是種悲哀，以為將稅收上來就是為民生，而不必去管什麼納稅人。中國每月3500元人民幣的稅率相當於美國5萬美元年薪的稅率，可生活質量差別巨大。美國5萬美元一年足以養家，而在中國大城市，3500元/月永遠都買不起房子——稅一扣，每月房租一交，備足交通費，孝敬父母300，留500當吃飯錢——連養活自己都成問題。
任何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過高就意味著缺乏抑製腐敗的文化和技術。
國民感到稅負重的根源在哪裏？
從財政收入的組成來看，稅收占到了其中的88%，而中國曆來就有著重稅和喜好以收費來顯示權力存在的財政文化。
福布斯2009年發布的“稅負痛苦指數”榜，將中國稅負痛苦指數排列為全球65個國家和地區第二，雖然該結論沒少受到專家的質疑和反唇相譏，但中國百姓卻寧信不疑。這倒不是因為科學還是不科學，而是百姓大眾切身感到自己過著的生活與自己看到的生活越來越相去甚遠，越來越顯得兩張皮——應對生活的能力和幸福感的丟失，就算稅負不夠痛苦，也會讓人將別的地方的痛苦搬過來放在稅負的頭上來放大。對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他們隻需要一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表達自己忍受的艱難而等待著超自然之力前來拯救。
中國的稅多、稅高，企業和公民一樣身受而同感。個稅是降了，但又以物價上漲的形式給拽了回去。
一件商品在生產過程中要交稅、流通的每一個環節也都要上稅，這樣的結果，稅費超過產品本身的利潤N倍就成了可能。
以流轉稅為主要稅種的中國，很多“稅”被隱蔽在商品的價格之中。目前中國共有19個稅種，如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契稅、煙草稅、關稅、車船稅等。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隻占稅收整體的6.6%，而流轉稅占到稅收比重的七成以上。
由於人口多，製造層次低，個體與小微仍是中國經濟生產比較多見的形式，商品流通的環節與層次都數倍於外國，不但層層加價，而且還層層抽稅，這不能說不是推高物價的一個必然。唯一的好處是GDP因為不同和相同環節的多次統計而變得遠比感覺到的更多更大。
之所以鬧出個“饅頭稅”來，就是各種稅隱藏在幾乎所有商品中的原因。如果去一趟要收費的洗手間，討得一張發票，那豈不是鬧出個“撒尿稅”來？
有手心就有手背。中國看不見的流轉稅以及多達19種的稅目，自然令人眼花繚亂和壓力重重。於是，不管企業經營者還是個體勞動者，不管是高收入者還是低保戶，無一例外都會把心思用在逃稅避稅上麵，“避稅”高招層出不窮且不脛而走很快就能得到推廣仿效。說實話，中國的稅務部門是最不輕鬆、最具有創新精神的有關部門——就稅收工作而言，幾乎每個月都有新的情況引出新的應對手段——活脫脫一幕貓捉老鼠的遊戲。
稅是要交的，現在不是處處都在講科學發展麼，納稅也要遵循科學才行，要多點技術含量才行。交稅多、稅負重，一方麵是因為中國有這樣一種習慣形成的文化，而另一個更主要的方麵，還是缺乏先進的財稅技術與科學，而且使用效率低下所致。如果公共財政的開支遵循先進的技術和理念、監管有方有力、效率逐步走高、國民對稅費說了算，那就不會再有視稅費為虎狼的感覺，也不會年年月月創新花樣去想方設法擠出更多的新稅收油水來。
稅的空間，嚴格來說是極其無限的，饅頭稅也好，資源稅也好，撒尿稅也好，進城稅也好，上街稅也好，開車稅也好……對缺少大智慧但唯獨不缺小聰明的中國人來說，還真的沒有想不出來的稅種稅目，至於收不收得上來，那就要取決於民心了。
從最近幾年國民對稅負過重、稅收理論和技術手段陳舊等詬病來看，中國財稅的理論與實踐的確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如果不與時俱進加以改革，極可能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成嚴重的掣肘。
由於中國更早一些的計劃經濟結構以及由國家統一掌管所有基礎設施建設和一切社會事務等的變化，其中的條和塊交織在一起，本來就嫌理不清，再加上對新派生的社會問題的打理，需要用稅收去應付的方方麵麵多如牛毛，誰也說不清楚到底中國的稅用都在了哪些方麵——如果非要開列一張清單，也許排列數千項都不一定弄得完。
麵對這樣一種大而全的華麗和壯觀排場，不明不白的稅收自然就落入了暗箱文化的窠臼，因此也不再有人去追究——一個明明白白的稅收和大致固定不變能有效掌控的支出。
或許你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但隻要你去探究一下為什麼2011年國務院要求各部門將“三公費”公開示人最終推遲再三也沒有如數完成，就可以知道了——為什麼在規定的時間裏僅隻有少數幾個部門按令照做而大多數部門一直拖到被媒體窮追猛打的最後時分才極不情願被迫公布？為什麼那些公開的數據基本上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讓誰都看不明白錢都用到了哪裏，如同霧裏看花一般繼續蒙在鼓裏？為什麼到最後還有部門借口國家機密死死捂住“三公費”繼續與公民捉迷藏，如果真是國家機密那為什麼當初要求公開的時候缺少這樣一個考量？
稅在中國，是一種文化神秘之下逃避大眾監督的對邏輯和技術的放棄——既說不清楚稅率設定的科學，也說不明白稅收是怎樣使用和用到了哪些地方與項目上了。因此，稅是除了政治以外另一個秘而不宣的敏感領域。
然而，恰恰因為至高無上的文化發展的需要，才要求中國在新一輪實現崛起夢想的道路上，必須把有限的稅收更加科學的收好、管好和用好。增稅怎麼增？為什麼增？減稅怎麼減？讓稅怎麼讓？免稅怎麼免？等等，都應該明白無誤的放到公民能夠掌控的磁場裏以選項來運作，而不是由某幾個可以力排眾議的特權說了算。
明明白白繳稅並清清楚楚看著稅被花掉，這顯然是已經越過溫飽而更加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緊緊連在一起的愛國主義的新要求。
稅負過重的感受，也在於中國社會各種成本包括灰色成本越來越高企不下，社會運行、行政管理、企業生產等等，沒有哪一個環節能做到精準計算、完美計劃、得當管理、依法運行。每當你為自己得到一個心儀的小禮物高興之時、為運用手中的權力換掉一輛並沒有報廢的座駕陶醉的時候、為求得一份好工作、打贏官司、晉級而大方送禮的時候……都決定了更多人的利益必將受到影響，這些在體外運行的錢財，掩蓋了社會各組織和機構運行真實的貨幣與分配情況，不斷碼高了社會機能維持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簡單來說就是這種缺乏邏輯、極度自私、不計後果、不講投入產出的非規則性交易產生的成本，遠比我們能夠想象和計算的要大得多。那些被無意識消耗掉的社會財富，本來是可以成為我們錢夾裏的一點收入的，可卻被一些不正當的途徑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揮霍掉了。
稅收偏高、房價暴漲、企業管理費用所占比例也高得難以相信……這些都是我們所付出的額外的社會成本。試想一下，每年行政單位和企業到底要花掉多少接待費？每年我們的社會要為信訪支出多少辦公經費？全中國因為還沒到報廢期限而換掉的物品、拆掉的建築、甚至才開通又“不得不”剖開的道路等等，付出了多少代價？如果加上瘦肉精、吊白塊、硼砂、福爾馬林等違禁添加品的檢測、預防、督查、監控開支以及計劃沒有變化快造成的損失……應該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這些數不勝數的無用功，本來是揣在我們口袋裏的勞動報酬，隻因為我們的文化與習慣造就的潛規則、隨意大手大腳、技術手段匱乏、缺乏質量意識等，而不得不增加社會運行的成本，同時也擠占了國民財富增長的空間。
在商場裏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妝品中，會有14.53元增值稅，25.64元消費稅以及4.02元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了零售價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間接稅收，保守估計，稅收對化妝品最終價格的影響至少在50%以上。
中國人喜好比是有名的。
對比、類比、攀比、般比……各不相同。當下被媒體煽起的最時髦的“比”，是比物價。有微博被不斷轉發：中國，吃餐次肯德基30元，下館子最少100元，買條Levis牛仔褲400元，買輛車最少30000元———夏利；美國，工資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館子40美元，買條Levis20美元，買輛車最多30000美元———寶馬。
也有網民通過收入與消費價格的對比來證明物價昂貴——在美國，一杯咖啡2美元，看場電影10美元，分別為美國人均月收入的萬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中國內地，這一數據分別占到1.3%和3.5%，相當於美國的45倍和12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