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艱難但成功的走出了國企工人因為轉型而大量下崗的陰影，但同時，社會也付出了高技術工人斷檔、工人工資低於社會平均、高學曆人才不願當工人等非同尋常的代價。
可惡的是，那些生活在農村，沒有收到良好教育的貧困年輕農民，填補了大機器時代簡單代工的空白，而被迫成為新一代工人，這從一開始就定義了低工資和廉價勞動，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每天都工作在環境簡陋、危險、鮮有防護保障的礦井、車間和工地。正是他們這種脊梁式的艱苦不屈，才不斷鑄造了中國製造的逐年走高。
如果沒有數千萬新加入中國工人階級的新一代農民工，絕對不會有今日中國製造的卓越與輝煌。
可悲的，是他們被稱為農民工。
這意味著，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因為缺乏主流社會所要求的文化、知識與技術，隻得從事較低級的職業操作，說不定哪天因為工廠不再需要他們而隻能重新返鄉去當農民。
本來，工人就是工人，農民就是農民，二者之間僅僅是職業的不同，但因為教育落後所決定的文化與技術的落後，卻注定了這些所謂的農民工不可能融入發展著的中國社會的主流，而他們的職業生涯也因此充滿更多的風險和變數。
農民工，這個蘊含了太多文化成分和因素的模棱兩可的名詞，實際上為日後的中國製造投下了一個巨大的陰影。而今天，我們依然天真地認為，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需要的僅僅是提高他們每個月收入的工資。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不得不采取承接發達國家轉移來的落後產業來鏈接現代化發展最初鏈環的話，那麼，經過30年的產業架構，完全可以說到了應該實現產業升級的時候。可我們卻顯得望梅止渴——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不可能由沉澱在產業較低端的中國製造說了算，而無視市場規律強硬升級又要冒失去原來辛辛苦苦開辟出來的市場的巨大風險；現在含辛茹苦的農民工，因為其所受教育的限製，決定了他們文化和職業技術的不足，也不可能承擔起產業升級後的新型職業責任；假如僅僅隻是提高農民工的月收入而不采取國家補貼等行動，提高工資的必然結果就是企業關門破產——一個看似簡單的產業問題裏麵，其實有很多文化和教育的因素在其中起著決定的作用。
因此，為了中國製造的延續和更加興旺發達，我們必須為農民工正名——將他們接納成為其所在城市的職業工人，讓他們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城市公民，享受低保、醫保、住房、失業等社會保障；為他們提供國家主導免費的職業技術再教育；像上個世紀50年代對工人階級的掃盲那樣，以提高農民工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質為目標，為他們提供多層次的學習幫助，以彌補原來農村教育不足的缺憾。
農民工的工資低，他們可以選擇逃避，回到自己家裏，回到屬於自己的那塊土地上重砌與家人共同生活的溫馨。雖然錢少，可理想和希望還在，說不定遇到新機遇可以再來個浴火重生。他們當中也不乏用打工攢下的一點積蓄開家小店或者自營小生意、小經營、小生產的全新奮鬥者。
相比農民工的工資低，大學畢業生一樣需要國家出手進行救助。他們的生活習慣與社會環境決定了他們在城市裏的生活要比農民工花費更多。租住成套的居民房成為蟻族，洗澡、洗衣、逛街等等文明與時尚的生活自然又使他們生活起來壓力更大。最讓人無法躲避的現實是，即使逃離了北、上、廣，偌大的一個中國，哪裏是他們漂泊的歸屬和新理想發芽的地方？農民工可以回到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去，屬於“漂”一代的又是什麼、又有什麼？
盡管，蟻族們尋找不到農民工那樣的最後安慰，但蟻族的苦楚還不隻這些。為了出人頭地在書本裏搏殺了20年的熱血青年，麵對低工資的苦悶有誰能比他們自己更清楚？農村父母縮衣節食盡量不讓他們接觸農活而供養出來的身懷全家振興希望的大學生，用去了全家大半的收入而如今到手的年薪甚至比不過在農村幹農活的爹娘，那該是一種怎樣的滋味？城市家庭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從牙牙學語開始就由父母在風雨中穿梭各種各樣的學校，萬般的辛苦不就是為了日後的將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嗎？然而，蟻族們自認為已經很努力的打拚，到頭來每月拿到手的工薪卻不如已經退休了的爸媽。
一個曾經奮發向上為了新生活赴湯蹈火的青年氣概似乎正在悄悄離我們遠去。
青年的現在，就是國家的未來。如果沒有輕裝上陣、充滿必勝信心和英勇鬥誌的一代青年的奮鬥，那就不會有一個繼續高速發展的中國的未來。
誰來解放今天的青年，為他們卸下沉重的包袱，輕裝上陣，以更具有創造性的姿態和動力去與世界競爭？
蝸居或蟻族，並不是現代主流青年在大城市生活不下去的壓力和原因，不是這些青年吃不得苦，而是他們看不到希望在哪裏，如果隻是為了蝸居而蝸居，那美好明天的理想和意義又在哪裏？他們在窘迫的生活壓力之下，看不到自己努力之後值得預期的願景。逃離上、廣、北，作為他們對生活與奮鬥的一種調整，未必是壞事。如果一窩蜂堅守在蝸居出來被磨去了銳氣的信念裏，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在超乎強大的生活壓力之下，喪失對未來的信心並不是不可能，這種可能如果影響到一代青年人的奮鬥，那隨後得到的影響就會被放大到國家發展這樣的層麵。
著名媒體人閭丘露薇認為：蟻族一直存在，20年前，當我大學畢業到深圳的時候，和其他的大學畢業生們一樣，都是從蟻族開始。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社會是否能夠給新加入的蟻族以擺脫現在的力量、向上攀升的能力與技巧。20年前，中國很多這樣的蟻族，雖然吃了不少苦，但畢竟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夢想，而現在，不管是物質收入還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得到了新的提升，有了根本的改善，可流動的渠道和願望卻也變得越來越小。即便是逃離了北上廣，在其他的地方，如果社會流動結構不加以改變，同樣會令他們感到失望。
我們的社會需要為年輕一代創造公平競爭的空間、機會和生態。這是農民工不再成為農民工，大學生不再零月薪的社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