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上述標準，目前，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正好處在“人口紅利”期，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800萬-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由於人口老齡化峰值尚未到來，社會保障入不敷出還未真正顯現，社會財富積累的速度比較快。
在經濟學家眼中，人口按照某種理論在某個階段形成某種模式即可產生“人口紅利”。按照這種理論，中國仍處在“人口紅利”時期，而要等到老齡化高峰出現，“人口紅利”才會消退，目前我們隻是開始進入後人口紅利時期。
坦白點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並不是人口數量帶來的，而是中國經濟水平相當低下的情形下中國最廣大的勞動人民被貢獻的結果，那些好不容易積累起來已經變成高樓大廈等社會的財富以及被資本家掠奪而去的數不盡的真金白銀，都是中國人辛勞血汗點點滴滴的堆砌。說得再透徹一些，中國的“人口紅利”實際上隻是被國外的資本大肆掠奪的“紅利”，中國和中國人本身卻收之甚少。
最近30年，中國一直被當作勞動力廉價來定義發展的，也就是那種被稱為人口紅利的東西，其實正是企業隻付給勞動力僅能維持個人最低生存需要而得來的。
《第一財經日報》查閱富士康國際（02038.HK）2008年-2010年財報，讀出3年來該企業一直在降低人力成本。比如，2009年員工數同比增加9.7%，員工成本總額支出同比卻減少了28%，人均成本同比減少34%。2010年富士康接連發生員工跳樓事件後，郭台銘承諾基層員工漲薪三成。富士康國際2011年上半年財報顯示，富士康國際員工平均月收入已達479.77美元（約3070元人民幣），同比增長達33%。
在中國，高談闊論“人口紅利”完全是扯淡，人口給中國帶來的生態環境災難和社會沉重的負擔，遠遠大於“紅利”數萬倍數百萬倍。我們唯一能夠氣定神閑運籌帷幄的，隻是怎樣才能將已經成為災難的人的潛力培養和發揮出來，以期盡可能多的緩衝因此對生態環境和社會造成的負麵影響。
在基數十分龐大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撐的“人口紅利”理論誤導下，我們犧牲了整整一代中國廉價勞動力本可用來再生產的積蓄。被剝削得僅剩幾個子兒的廣大窮苦勞動大軍，除了基本的生計外，幾乎沒有可以用來對自己進行再生產的閑錢。以至於30年過去，那些從青年到壯年並開始步入老年的勞動大軍，文化、知識、生活習慣、勞動技能等等，通通還停留在20多年前的水平上而不能與時俱進，他們中間鮮有人能以先進的文化、豐富的知識以及精湛的技能而贏得社會的尊重。30年人生艱辛的縮影和對晚年的黯然憂傷，標記了中國文化30年的貧瘠。這就是“人口紅利”的副產品。
中國不隻是犯了人多好辦事的錯誤，而且還在犯同樣的文化錯誤。
為什麼地廣物博的美國不需要“計劃”就可以保持人口的大致穩定，而將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的中國卻耗費了巨大的社會成本也僅僅控製了人口增長的速度？
中國人多，如果開發的好，高水平積極創造的人多，就可以把壞事的負效應減到最低。但是，不管怎樣，我們的一切戰略和工作，都不能脫離人多這個現實。漸漸的強大使中國重回非洲，大量的援助不亞於“亞非拉人民手挽手”的年代。如果我們能從人多這個現實出發，就會更多的采取提供人員和技術的援助手段，而不是隻提供金錢和食物。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開辟轉移就業的新領域。
奇怪的是，全社會一致炮轟低工資，農民工轉向回家或者更多的選擇自主創業，令很多企業招不到工人而不得不以提高工資來應對的時候，反而又跟著冒出個零月薪現象來。
2010年5月，北京青年壓力管理服務中心發放了5300多份問卷，並輔以電話等形式對北京高校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被調查學生所期望的月薪分別為：專科生2000元、本科生2500元、碩士生3000元—3500元、博士生4500元—5000元。這些數值與2009年相比，本科生、碩士生期望月薪大致未變，博士生降低500元左右。
同時，北京團市委、北京青年壓力管理服務中心聯合發布2010年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認為，本科學曆人群中願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達到20%，與上年的1.2%相比，攀升幅度極大。
如果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幾的畢業生認為不給報酬的打工或許能夠換來有價值的工作經曆不算非正常的話，那麼，多達20%的大學畢業生一下子也有了這樣的念頭，恐怕就沒有多少正常可言了。
與農民工低工資如出一轍的大學畢業生的薪金不斷走低，特別是在全社會更加重視知識、大學學曆更加普及、低工資遭到一致抨擊的情形下，應該是另外一種不正常的新情況，或者根本就是與普遍的低工資同根而生的一個痼疾。
接受低工資甚至希望零月薪實現就業或鍛煉的背後，是一種怎樣的殘酷現實？難道這也算是中國的人口紅利？
在這個問卷結果出來的幾乎同一時刻，珠三角最具活力和發展力的廣東，爆出了本田公司工人因為要求增加工資得不到滿足而相約停工。從時間、規模、範圍等來看，超過了以往。
總投資9800萬美元，於2007年3月正式投產、位於南海獅山工業園區的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是本田建在海外的第四家全工序自動變速箱的生產廠。2010年5月17日，數百名生產工人因工資低、福利待遇差，尤其是對公司關於佛山新的最低工資標準的調薪舉措不滿，集體停工進行保住生存底線的抗爭。
根據南海本田員工曬出的I級工資清單：基本工資675元、職能工資340元、全勤補貼100元、生活補貼65元、住房補貼250元、交通補貼80元，總計為1510元，扣除養老保險132元、醫療保險41元、住房公積金126元，實得工資1211元。這家原本令中國工人充滿想象和誘惑而趨之若鶩的外資企業，這樣的薪酬在2010年，每月除去房租、生活費、日常雜費等外，所剩無幾。
能拿到手的工資，與2010年5月1日起佛山開始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920元／月，隻是微微多一點，而為了符合最低工資提升150元的要求，該企業實現的路徑是“從330元補貼中扣除150元，並將這150元算入底薪。”即經過這樣一番挪騰，工人的工資絲毫沒有增加。
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南海本田科長及以上級別員工均是日籍，部長每月收入可達10萬元人民幣以上，即使是臨時來廠工作的日方人員，“吃、住、行全包，每天還有300多美金的補助，相當於普通工人兩個月工資。”雖然工人感歎這樣的收入差別實在過分，但這確實也反映了技術要求以及勝任與否的不一樣。
就在南海本田停工10天過去勞資雙方仍未達成一致的時候，2010年5月28日，同樣因不滿工資待遇，為北京現代提供車身框架及零部件的北京星宇車科技有限公司1000餘名員工，也選擇了主動停工，要求漲工資。到了第二天下午5時許，經公司派出負責人協調，爭取為員工申請漲30%的工資以及各種補助費後，才基本恢複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