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月薪”的出現，是人口紅利的正效益累加還是駁斥人口紅利論對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不尊重？
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奏效，意味著未來新生的勞動力人口將越來越少。對“三農”的政策傾斜以及企業向內陸轉移，使更多的人能在靠近居家附近實現就業。此外，城市化進程加快，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也意味著人們可以在製造業之外找到就業機會。一家製鞋企業的總經理查爾斯？揚說：“年輕一代試圖尋找比較輕鬆的工作——比如在酒店或在超市工作。”
所謂的人口紅利，隻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說法，人口本身是不會帶來什麼紅利的，除造成自然的破壞和資源的消耗外，一個不去創造高於自身價值的自然人，根本就不會產生什麼紅利，唯一可能生產紅利的，是對人的創造能力的培養和遵循自然規律的孕育，也就是培養出合格的、優秀的世界公民，賦予他們創造的動力與價值。那種以一國人的多少來判定的所謂紅利，隻是基於較低級的人的生存需要而言的，換句換說，是一部分人犧牲了自己創造的並且應該得到的利益被別人當成紅利給套走了。
正真的人口紅利，就是高素質人才對國家對他人的超出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貢獻。
在中國，人口自從超過了5億之後就一直是個緊箍咒。
2010年7月初，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李斌在中國人口學會年會上，介紹了中國“十二五”期末與人口有關的幾個新變化——人口將達13.9億，城鎮人口將首超農村人口突破7億大關，人口總量繼續慣性增長但增勢趨緩，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最高點後轉為緩慢下行，人口老齡化提速在2015年總量將突破2億，城市和城鎮人口流動活躍。
這是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未來人口變化的趨勢。
在中國文化裏，跟在“人多好種田”後麵的，還有“人少好過年”。言簡意賅。幹活的時候人多一些而分錢和享福的時候人盡量少一些就好。這種境界的確了得。
中國的人口會不會過剩？
要能夠思考這個問題，還需要先將原來的人口紅利論拋開才行。所謂的人口紅利是沒有的，從來就沒有也從來就不會有。如果非要說改革開放獲得的大量外國投資和大量的產品能夠出口到國外去就是人口紅利的表現，那我們還得為這樣的驕傲感到恥辱才是。因為，那種不將中國人當人的剝削和壓榨，到今天已經積累到習慣、經驗和鐵律的程度，這使整整一代中國人為之付出了拿低工資去應付高物價的高昂代價！紅是紅了，可利在哪裏？不明說大家也都知道。
因此，人口非但沒有什麼紅利，反而是需要不斷投入紅利的能動的生產要素，隻有花更多的紅利去最大限度發掘、發揮人的潛能以便創造出盡可能巨大的新財富，那才能叫做人口紅利——通過對人的培養，使高素質的人才爆發出無可估量的創造價值，減去投入和回報，那才會得到人口的紅利。
如果僅靠給勞動者發低工資、克扣加班工資、擰緊高頻工作的發條、貶低職業勞動的價值……那隻能叫做剝削和壓榨，而絕非什麼人口紅利。
人多，意味著所有資源都可能捉襟見肘、生活空間被人為緊密壓縮、財富與幸福都得打些折扣、總是存在的就業壓力一直高壓不減。如果未富先老，還會出現伴生的老齡化難題；假如人口增長減緩，經濟和社會發展又將麵對有效勞動力人口不足等難題。
說中國沒有人口紅利，還基於農業基礎仍然相當薄弱、全國仍有3.2億勞動力靠農業為生這樣一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事實。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於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巨大等問題突出，農民、農業和農村仍然是我國發展中最薄弱的一環。2004年-2009年，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從6485元擴大到12022元；目前全國被劃為紅線的18.3億畝耕地中，中低產田占2/3以上，許多地方還是“靠天吃飯”；全國2.49億個農戶，戶均經營規模隻有7.3畝，農業經營組織化、集約化水平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依然較大，城市擁有70%的衛生資源、廣大農村隻擁有30%，農村居民人均衛生費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全國還有2/3的農村地區沒有開展門診統籌，2009年新農合籌資水平隻有每人每年113元……
這些被叫做“三農”的問題，實質還是人口問題，一個是人多，一個是教育做得不好。人多已成定局，至少目前無力改變，唯有人的教育是可以而且也是必須改變的，尤其是農村教育。那種因為窮進不了學校、讀不起書、素質不全麵、讀書與時代脫節、文明習慣不在教育選項中、素質與競爭力都明顯低於城鎮同齡人的現實，才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如果隻將消除貧困、縮小城鄉和地區之間的差距作為戰略而不將農村教育擺在絕對第一的位置，農村的貧困即使消除了之後也還會出現反複而再度回到貧困中去。這似乎不需要誰來說“我反正是信了”。
人口問題最為直接的體現，是就業絕對壓力都顯得巨大無比：相關部門預測，我國人口2020年將達到14.5億，根據測算，每年需要就業的城鎮勞動力將超過2400萬人，而經濟正常增長條件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僅有一半左右，缺口不言而喻。與此同時，“十二五”期間應屆畢業生年均將達到近700萬人，如此之多的讀書人怎麼實現就業，絕非拍腦門、發號令就能解決。再加上城鎮化中農村1億多富餘勞動力每年大約800-900萬的轉移量，如果不能獨辟蹊徑、引入新思維、新觀念、新技術、新戰略去認識和破解人口難題，小康與和諧的艱難可想而知。
要講人口紅利，那是需要以公民足夠的素質和文化作為基礎的，這恰恰是中國的最稀缺。
“人多力量大”，這個改革開放之前如雷貫耳的口號，不知道至今還有多少人記得起來。這樣的常識之所以變成問題，還是因為我們對許多問題和矛盾求解不得才不得不將它們聯係在一起——這才是中國最大的特色——人多而且高度趨同。
人多就無須解釋了。趨同，並不隻是中國人中的張三李四看上去都長得差不多，而是中國人的文化多樣性不夠，導致不論富翁、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大家的生活除了由錢和地位來決定的方麵有所不同外，其他方麵都差不多，從愛好到工作方式，從小孩兒都去學畫畫、學鋼琴、學唱歌、去參加競賽拿獎再到大學選一樣的熱門專業，繼而畢業後湧向效益好的公司或者擠進公務員隊列……以至於隻要一有人幹什麼，馬上就有人會跟風，概莫能外。
中國人是天生就從眾的高等動物，而外國人卻是很自我的高等動物。他們之間的不同，是比較低級的從眾並沒能讓中國人在需要集體智慧的時候凝結出更大的能量，而看似一盤散沙的外國人卻在利益攸關的時候又總能凝聚成一個利益混合體。舍與得的哲學，西方比中國運用的還好。
“人口紅利”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勞動供給上。由於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二是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或者說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時期內並不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