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去說中國製造如何的不夠高端、沒有競爭力和議價能力，單單看看中國製造所改變的令人震驚的全球製造生態的新變化、新格局，看看中國製造創造的對就業的貢獻，我們怎麼都不應該一棍子打死來之不易的又讓人痛苦的中國製造。畢竟，人口眾多的中國，需要進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的中國，首先需要解決更多人口的就業難題，就算高科技和高端產業能一蹴而就，也並非意味著能夠承接如此龐大的勞動力轉崗，更不要說工資倍增計劃會不會畫餅充饑了。
中國製造離不開低端產業，這倒不是說中國隻能固守這些低端產業，而是中國在力促產業升級換代和結構調整的時候，不能簡單的一刀切下去，一鍋端掉原來的低端產業。對那些有資源保障的、對環境影響有限並能加以改造的、能擴大就業的低端製造，應該予以保留，而且還應該出台相關政策大力予以扶持。
針對目前中國人力資源品質不能適應高新技術跨越發展需要的實際，在繼續加大扶住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時，在優化原有中國製造的同時，還必須注重並加大對手工業的產業引導。個體的、從事小型生產的企業，才是中國未來工資倍增計劃的最有效的實現路徑，才是中國促進就業的最佳方式，才是中國引領未來全球文化產業發展的切入點。
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曾直言不諱的指出，“目前很多企業利潤的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利潤侵蝕工資”現象突出。
以低成本換來中國製造的巨大成功，也使中國付出了更高的社會成本代價。
追求高效率、高創造、高價值凝結的低成本，是現代社會文化發展的表現，而簡單依賴低成本，那就是落後文化的頑固了。
對於製造和社會來說，成本是必不可少的，它不會自然生成也不會自然消失，而總是以一種形式轉變為另外一種形式，或者有一種行為傳遞給另一種行為。
2010年7月，媒體爆東莞代工企業漲薪侵蝕30%利潤的消息，這無疑將企業置於生存艱難的困境。一個生產一線工人普通月薪近3000元，表麵上看是工薪增長開了個好頭。可是，這樣的開頭在東莞，有1.4萬家代工廠近30年的穩定增長卻因此走到了盡頭，當年那些台資和港資企業衝著人力成本低而“冒險”投資建廠，如今這唯一能賺錢的優勢已不複存在，資本撤離似無意外。一個號稱利潤隻有1.5%的生產企業，誰能指望它能運行到哪天哪月？
事實上，全球化代工企業的生存之道唯有低廉的勞動力一個真理，而其資金、管理、技術、勞動生產率以及綜合起來的製造能力的完善和成熟，也差不多挖掘到了極致，隻要不改變其低端產業替人打工的薄利特征，即使生產的產品遍布全球，其利潤增長的繼續擠出也所剩無幾，除了換個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重砌爐灶，別無他途。
純粹做代工而沒有自己開發的產品，這才是代工企業的最痛。那些以廉價勞動力和出口退稅成長起來的代工企業，似乎真的走到了發展的盡頭。
低成本，從來就不是中國的，隻是發達國家轉移落後產能的一個階段。依靠低成本普及和學習製造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必由之路，隻是現在已經被從文化上認識，到了該結束的時候。
傳統的產業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意義非凡，因為其能夠消化更多的人實現就業，所以必須當成中國製造的基礎來看待，切不可一刀切掉。對於那些落後的傳統製造，應該由國家製定科學的發展戰略來進行重構和改良，隻要不是可能被新興技術和產業淘汰的製造，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這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重新布局所必須依據的一個定律。
為什麼？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就應該大而全，如果隻承擔全球分工中的某幾項哪怕是最先進的技術與產業，也有可能到頭來受製於人。英特爾前CEO葛洛夫的最新觀點極能說明這點。他認為高科技對美國經濟做出的貢獻令人感到自豪和驕傲，但金融危機下經濟蕭條造成的美國失業率攀升，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亞洲的低成本，而在於美國人錯誤的認為新興科技企業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因此，要想創造就業機會，美國必須有一個以工作為中心的經濟理論和政治，去指導計劃和行動。
領導全球高科技產業的美國尚且如此，發展中的中國不是更應該守住、用好自己已經自成體係的各種產業生產嗎？
不論是一個產業還是一家工廠，存在的合理性就是市場、生產和利益之間達成的平衡。如果要改變其中某個要素，勢必打破原來的平衡而引發全係統的紊亂並促使平衡再造。增加工資收入雖然順應了國民收入在各種分配中偏低的要求，但絕不可以用簡單的行政命令或者某種強製手段來實現。事實上，更令國民擔憂的，不是工資增不增以及增多少，而是生怕這邊工資還沒漲上去，那邊物價就已經先漲了起來。
因此，我們還得退回原點去，尋找並重新認識到底為什麼需要增加工資？簡單理解，就是為了提高勞動者的貨幣回報，提升他們的購買和消費能力，使廣大國民的生活變得更幸福、更美好、更有尊嚴、更健康、更精神、更有追求、更能創新或投資創業……所以，隻講增加工資，在必然拉動物價跟著上漲的悖論中，就顯得蒼白和站不住腳了，關鍵的，還是要對分配的理念和程序進行改革和調整，將各方利益的博弈放到一個能體現廣眾意誌和權益這樣一種製度化的機製聯動、符合邏輯、程序有效、技術精當的利益和分配係統之中。更為重要的，卻是要通過發展先進的文化，用機製和科學去幫助和促使全社會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厲行節約、精當管理，使所有勞動更有價值、更能創造價值，這樣才能在產出更多中也收獲更多。否則，工資倍增就會演變成將財富從一個口袋裏拿到另外一個口袋裏去的轉移或者挪騰的零和遊戲。畢竟，如果生產的價值沒有增加的話，那就隻能靠利益和財富的再轉移、再分配來實現某種非市場的意誌或者力量的願望。除此之外，還需要有足夠的技術和手段來應對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矛盾。
工資倍增不能以簡單的增加工資額度來解決，而應該從打破壟斷的機製再造開始，將不同的產業納入一個動態的利益分配與調整機製當中，以體現社會公平的再分配或者二次分配能夠靈活和有效施行。而作為創造初始價值的企業和勞動者，同樣也必須達成一個不斷提高自己創造價值的取向和以最小的投入創造出更大價值的效率觀。隻有全社會形成一個以效率和價值創造為能動推力的機製與共識，工資倍增願望的收效才有可能實現，才不至於又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怪狀來。
民營企業這些年來，工資漲幅不多。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當前很多民企受到自身所處文化氛圍、文化生態的擠壓，大家幾乎都聚集在比較狹窄的低端產業，在資金、技術都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參與自由競爭並使這些行業人滿為患，競爭日趨殘酷。很多行業員工的名義工資不高，上漲幅度也很慢，相對於貨幣貶值來說，等於工資不增反減。一些私企不給員工上“三險一金”，加班也不給報酬，而員工為了生存隻能忍氣吞聲；很多地方，欠薪討薪已成常態，民工討薪難甚至被毆也屢見不鮮，層出不窮。因此，建設有技術含量的勞動報酬體係，比增加工資還重要，隻有先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然後才談得上“執法必嚴”。
由於企業無法也無力開發出更大附加值的產品，隻能沉澱在早先打拚、搶占得到的低端繼續分食利潤極少的製造結果，工廠主們自然少不了要抱怨開更高的工資嚴重影響企業利潤，而另一頭，顧客卻在不斷要求他們繼續降低產品價格。這看上去是對無法調和的矛盾。
同樣的擔心，工廠主們還掛記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6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了30%，這樣的攀升對中小企業特別是以生產出口品為主的企業不啻是個噩耗，隻要人民幣繼續升值20%，不要說工資倍增，就是工資一點兒也不增加，這些企業也不一定扛得過去。
因此，工資倍增是把雙刃劍，搞不好就會弄成自宮，加上人民幣升值，兩相夾擊，形成對中國製造的釜底抽薪，從而掏空本來就不夠強大但決定著中國經濟是否繼續發展的實體製造業。
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是人類進入新世紀以來發現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規律，特別是在幾次金融危機之後更為顯見。
人是喜新厭舊的動物，而不是原來的經濟和生產方式已經不再適合人類，或者唯有新的產品和新的生產方式才能解救人類自己的生產與生活。
沒有人會否認或者能夠否認，由科學技術的變革與進步所帶來的生產方式的轉變及其經濟結構的調整，是一種必然的發展方向，但相對於人類所麵對的經濟增長的危機，尤其是人類自身在經濟發展規律上因為錯誤而導致的危機，這種轉變更多的隻是我們不用去反省錯誤的一個借口。
沒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企業會不重視對新的生產發展與增長方式的探索、尋找與嚐試，隻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在這種程度不盡相同的探索和尋找上，方向和進度也不盡相同。我們不能因為不能為而不去為，也不能因為有所為而趨之若鶩。
產業是一根完整和嚴密的鏈條，不同的分工總是存在，不管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還是今後新出現的其他產業的區分，都隻是一個大概的概念，而並非說哪一個產業更先進或者哪個產業更落後。唯一相同的是，所有產業至今都不可或缺，而且都不能不跟隨時代依靠科技去發展並完成它自己的更新使命。
雖然總的來說，新出現的東西因為風險和市場等因素的影響，可能會讓人在一定時間裏產生新的就是最好的、最能賺錢的錯覺，但這種錯覺終歸會被更新的錯覺所替代並回歸自己的本位。正因為於此，對各種新的轉變的追求就自然成了人們追逐的對象和目標。認識到這點，對於我們思考經濟結構的調整、轉變增長的方式，多少會有一些幫助，而不是看見什麼就去追逐什麼，甚至把手中握有的優勢都白白葬送掉。
中國的產業結構，的確顯得低端和被動。可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並非是我們不知道或者不想升級產品、改變增長方式、運用新的技術成果，關鍵的還是我們的實力不夠、投入不夠、認識也不夠，企業看到眼前發展市場不錯、自主研發前景不清，不想投、不願投、不敢投甚至投下去打了水漂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繩。
深究起來，這些擔憂遠不是企業自身就能解決的，而政府隻是做一個戰略決策或者隻給個產業政策，也顯得杯水車薪。為什麼這樣說？那是因為我們靠什麼來轉變、用什麼去調整這個根本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有了一種全新的戰略就變得不再是問題了。
創新思維在哪裏？能夠領導完成轉變和調整的人才在哪裏？這涉及到幾乎所有的生產經營的每一個方麵，注定不是幾天工夫就能夠解決的，還需要我們從教育創新抓起、從幫助企業加大投入開始、從策動全社會的力量搞研發創新做起、從培養國民的科技素養和習慣上去落實——也就是把每一個國民都看成是先進的生產力來孕育、來發掘、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