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個人與組織的關係的相位截然不同，而且正好顛倒。西方強調個人的權利，而東方卻說個人必須服從組織。這就分別造就了個性、意誌、精神的獨立或者依附、順從。這也是東方文化中批判性、獨立性建立不起來，因而視界、創新、領導力、影響性均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原因。
低工資的根源在於文化，也就是東方強大的集體至上的文化，個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之下，相對於集體、國家都不重要。即使是財富積累，也要國家第一、集體優先，個人跟在後麵，耳熟能詳的就是——“國家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個人拿小頭。”
厘清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尤其重要和必須，而如何或者能不能建立起三者之間動態均衡關係的理論和可供操作的技術，則顯得更為重要。
一個國家的話語權、影響力，是由其國民相應的能力奠定和孕育出來的。一個不承認、不推崇、不希望更多的國民都鍛煉出自己的影響力和領導才能而總是“槍打出頭鳥”的國家，注定是不會一夜之間就冒出什麼影響力來的。
日本在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之後的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裏，也並沒有形成多少對世界的影響力，也不見得有什麼話語權，更不要說對世界的領導了。這實在是拜東方文化謙遜有餘張揚不足的特性所賜——缺乏張揚的和追求個性的文化生態與習慣，是不可能孕育生出能夠號令世界的普世價值觀出來的。文化的先進性裏麵，天生的包含著希望和能夠傳播這種先進性的細胞，不想廣為傳播、不能為更多的世人所認知和接受、也不能夠廣為傳播的文化及其價值觀，當然不能說是先進的文化。
先進文化都具有征服性的強力特質。
東方文化喜歡溫柔的潛移默化、循序漸進、水到渠成，而不希望通過碰撞、滲透、灌輸、兜售來實現優秀文化更快的傳播，這在西方文化的觀點看來，你是因為底氣不足才需要這樣內斂。
東方文化講和為貴，西方文化卻更相信在鬥爭中成長。
低工資實際就是個人服從企業的犧牲品，這與要公民不計較個人的得失絕對服從城市建設而被強拆均運行於同一個文化軌道。
看了這些與工資高低似乎無關的拉雜，大概你也認同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所謂的低工資，根本就是個偽命題，而工資倍增那就更是忽悠了。真理在於，工資不在高低，而在於其真實的購買力，相信沒有哪個中國人希望自己每個月拿10萬元人民幣而去過以日元標價的那種生活。
因此，不要為工資倍增的忽悠而興高采烈，如果中國和中國人不能夠實實在在的創造價值出來，不能夠奪回一些外國人運用高技術手段從中國人這裏攫取去的財富，不能提高中國人創造的熱情、能力與效率，那麼，加薪也好、工資倍增也罷，一切都是水中花、鏡中月。
財富不會自動產生也不會自動消失，隻能從一個人傳遞給另外一個人，從一種形式轉換成另外一種形式。所謂的財富的增長，就是在傳遞與轉換的過程中，人可以通過自己對某種價值的再創造，而賦予原來財富以新的增加值。這才是人類社會文明與發展不斷前行和上進的動因。
一切不就其裏的經濟表象和GDP增長，都不過是一個炫目的零和遊戲和對最低級的生存條件的維持。
唯有創造價值，才能擁有未來。
關於中國人收入多少的爭論，就是不在中國拿工資的外國人也十分感興趣。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認為，中國GDP隻要回落到5%-6%，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從數據來看，即使是“文革”期間，中國的GDP增長也是3%-4%，現在有這麼多的外資、外貿，這麼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和30年高度增長的基礎，增長卻隻比“文革”時快50%-120%，並不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國現在本應該達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東亞國家除了朝鮮和中國，都是1萬到2萬美元，我們現在卻隻有4000美元。所以，我們的經濟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貧窮經濟，雖有增長但是經濟水平還是很落後。
這樣的話的確不中聽，至少不活在中國並非就能清楚增長多麼不易，要是增長隻像張口說說那麼簡單，想必強大而無所不能的美國的增長也應該像中國那樣強勁才是。這實在不必非要反駁。
從善意的方麵去理解這樣的觀點，我們應該相信經濟學家的眼光並不缺乏嚴謹與、獨特，其對中國的提醒也多有善益。GDP的高速增長，的確並不一定就意味著什麼，而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質量、將龐大的GDP數值高效和更大比例地轉化為普惠國民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真金白銀，還需要我們多下功夫才是。即便是這樣，具有衝擊力的人均1.5萬美元也就是接近10萬人民幣的年收入，仍然是個極不靠譜的計算，不知道這樣的數據是怎樣得來的，如果隻是靠猜測估算，那善益就要打些折扣了。
一方麵而言，目前人均比0.4萬美元稍多的數字，也還是GDP的概念，並非人均的實際收入，同時，就算人均實際收入達到0.4萬美元，那也是在收入差距較大下的扯平，如果不能有效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是決無可能實現人均收入增數倍達到1.5萬美元的。
教授在使用這個數據時，說的是應該，也就是說本來中國應該達到這個程度的卻最終沒有做到。好像中國做的還不夠好，沒有做到人均1.5萬美元是不正常的。
我們先來看看1.5萬美元如果人均將是個什麼概念。
沒有做到這個“應該”，背後的問題、製約因素固然很多，但人口基數龐大仍然是最主要的一塊放水短板。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城鎮居民和鄉村居民的總數分別約為6.6億和6.7億人，鄉村多大約800萬人。根據2010年農村人均收入5919元和城鎮人均收入19109元來計算，全國人均收入的概數為12514元，約合不到2000美元。而2010年人均GDP數值為4500美元，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例的一半還不到。如果按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一半來計算，要達到人均1.5萬美元的收入，意味著收入需要增長7倍。又因為人均收入是人均GDP的一半，所以，人均GDP要增14倍，也就是GDP總值要增長14倍。而6.4萬億美元的14倍為89.6萬億美元！
數據一出來，一切便一目了然——人均收入要達到1.5萬美元，如果不考慮收入占GDP比重的變化，那麼，中國麵對的就不僅是將GDP做到超過美國的問題，而是需要將GDP膨脹到美國的6.18倍！美國2010年的GDP也隻有14.51萬億美元。
當然，嚇到你的不一定是6.18這個倍數，而是另外一種視角得出的不可能——2010年，全球所有國家GDP的總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版本是61.96萬億美元，美國中央情報局給出的數據為62.22萬億美元。很顯然，所謂的中國人均收入應該達到1.5萬美元，其實隻是個天底下最大的一個忽悠。
在一些專家認為中國GDP將於2016年超越美國的推測都是忽悠、捧殺的情況下，GDP超越美國6倍是個什麼概念？由此可見，人均收入到達1.5萬美元的預測暗藏著多大的殺傷力。
因此，中國的情況，不是做得到不不到的問題，而是自然界的承載力允許不允許的問題。所以，中國的發展，中國人的幸福，不能依靠GDP或者人均收入這樣以經接近天花板的數值來作為指標。而應該從中國特色的富裕、幸福理論、獨到技術和實踐路徑去架構、去體驗——物質隻能保障最基本的，而更富裕、更幸福，則隻能通過物質以外的其他途徑來供給。
作為中國人，應該以13億之眾的國民為出發，在溫飽、生存、安全等基本得到有效保障的情況下，不要太過於追求純粹物化的東西，而應該思考，我們到底能不能創造出自然界裏的那些即將消耗殆盡的東西出來，能不能以一種更先進的文化理念來引導世界走向更少的對物質的消耗並且使世界文明得到更多的發展。
為什麼中國工人的工資就該那麼低？
企業的錢哪去了？
按理說，特別吝嗇不願投入新產品開發的中國企業應該很有錢，但事實上，除了壟斷的以外，基本上都奉行低工資，這種計劃經濟的超級烙印不知怎的被所有企業當成衣缽繼承了下來。
中國文化裏缺少對人的尊重，認為打工的就該低人一等，能拿到夠吃飯的工資就相當不錯了。這是原因之一。而勞動力素質不高，隻能搞人海戰術、上勞動密集產業，則是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原因是創造力太弱，自主知識產權匱乏，企業管理粗放，產品附加值不高，生產增長乏力，盈利能力不強。還有第四個原因，缺少經營企業的技術和對企業這樣的社會組織的嚴密規範，使得企業的盈利全部被認為是企業主的私房錢，可以不加節製肆意揮霍，甚至被灰色吸費抽脂一般吞噬掉企業本來可以用作創新的那部分資本。
截至2008年底，全國對外貿易經營實體超過74萬家，其中有民營企業38.6萬家，更重要的是，由於行業集中度低，中小企業占了這些出口貿易企業中的絕大多數，達到80%以上，其出口也占全國出口總額的70%以上，但它們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使這些企業幾乎都成了工人低工資的代名詞。
一年兩度在廣州舉行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也是世界上僅有的規模最大的出口商品交易會，2010年的秋季交易會，就設有標準展台5.7萬個，有23599家境內外企業參展。為攬到出口訂單，眾多中國出口商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在此進行激烈的競爭，還有遍布全國各地很多未參展企業，也通過各種方式爭奪著出口市場份額。近年來，多個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進口市場的收縮，中國出口企業間的惡性競爭達到了白熱化狀態。每家企業都想賣出產品、求得利潤，無序混亂，互挖牆腳，不斷把出口價格推向新低，最終導致價格近乎於邊際成本，企業利潤趨於零，演變成一種獨特的自殺式競爭格局。
這樣的無序競爭，自殺式競爭，漲工資注定隻能成為泡影。
由此看來，低工資也是中國製造長期處於產業鏈低端的一種必然。那些幾乎占領了全球低端市場的各種各類中國製造，最低利潤可憐到1%都沒有，簡直就是個國際背篼。即使這樣，也還麵臨著國內大量同業的激烈競爭，說不定哪天就會因資不抵債而跑路、關門。
但是，如果沒有中國製造，世界將會怎樣？
可以預料的是，全球主要國家的消費品價格將會上漲80%-120%！中國本身也會因為大量製造企業的退出而出現難以計量的失業者。因此，就算不用替外國高收入的消費者去白操心，我們也不能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大旗下，否定低端的中國製造企業群的存在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