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公到什麼程度，光憑想象如同霧裏看花。
一個企業退休職工可能退休金隻夠吃飯和零花，而一個稅務局係統的幹部，退休後卻每年可以由原單位組織一次出境遊。其他福利上的差距，更是盡在不言中。
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工資過低，而是不同行業、不同職業的勞動者之間合理與不合理收入所造成的收入不公。
這才是中國全民所仰望的精神歸屬。
2010年6月4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要求企業工會應促進企業建立健全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共決機製、正常增長機製和支付保障機製，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全總文件被冠以“緊急”字樣相當罕見，這與當時頻頻發生的集體停工事件不無關係。畫外音就是工人工資低了，企業必須得加薪。
動用政策逼老板加薪，雖然迫不得已，但實在是一著臭棋。加薪消息一公開，富士康國際開盤兩分鍾即下挫5.5%，隻好緊急停牌，次日開盤後也一度再跌8%，創下半年新低。那些作為中國製造脊梁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這些年本身就一直在利潤極低的生存邊緣掙紮，加薪不啻是最後的竭澤而漁。
為什麼中國工人的工資總是這麼低？
除了錯誤的認為中國存在人口紅利、勞動力成本低，可以較低的工資來生產價廉物美的產品換取外彙；除了馬克思所言的剝削最大化，除了屢被詬病的高稅費，除了浪費和低效，中國還存在另類企業成本支出——回扣、好處費、公關費，將之說成是行賄費用的反而不多——如果不是內部人員被不公正對待而將握有的證據披露在網上，基本上無人、無程序、無心思去追究這個問題。
中國人工資低，既沒有懸念也沒有異議。可是，工資低到工人活不下來去跳樓、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生要靠夜間撿垃圾補貼生活被凍暈在街頭……那就不隻是低工資一個原因了。
有人將低工資歸結為企業沒有創新力，隻去生產一些低附加值的產品，也有人幹脆說老板成了剝削狂克扣工資心黑手辣，企業管理粗放、生產運行低效，企業卻說自己已經招架不住原材料、地價、廠房租金、能源等繼續大幅上漲，也再難忍受行賄、送禮、請吃、請玩等與眾不同灰色成本的突飛猛進……
一個年利潤數億的企業，每年需要花費近千萬打點客戶、主管部門以及其他相關的方方麵麵，工人的工資怎可能提高！
這些似乎都沒有錯，但是大家忽略了一個同樣致命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企業的低工資與職業技能低下、職業精神缺失、職業素質太差、勞動生產率極低、管理粗放、產品雷同、創新不足、灰色支出過多等息息相關。如果不從文化包括觀念、製度、技術、法律等層麵加以改變和完善，使企業運行的生態更加文明和公平，使企業家具備現代企業精神，使企業尊重勞動和創造，那麼，要實現工資倍增計劃，除了逼迫企業關門外不會有第二種結果。
低工資在中國較為普遍，但絕不是個孤立的現象。
因循“工資倍增”的全民願景，全社會除了企業外都大談工資應該增加，可是，單一的和硬性指令工資增加，在按下低工資這個“葫蘆”後又會浮起另外一些“瓢”來。不可忽視的是，目前我國紡織品服裝企業的平均純利潤率在3%-5%之間，有的企業還低於3%，工資增長的空間顯然不是大眾一廂情願所想的那樣可以一蹴而就。像紡織行業，哪怕工資增加僅影響利潤的1%，也會毫不留情地導致企業破產關門，最後的結果是不但加不成工資反而要造成更多人失業。因此，增工資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出來，或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或通過創新，或通過減少消耗與浪費。
誰希望看到增了工資關掉工廠的情景呢？美國？日本抑或印度、越南？反正不會是中國人自己。
世界上恐怕不會有誰會覺得自己獲得的工資足夠多，就算是那些由於壟斷獲取絕對利潤而使收入高出社會平均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員工，仍舊覺得自己的工資還不夠高。撇開較高的非普遍性不說，綜觀那些大大小小具有無限活力的非公企業，卻也身不由己在形形色色的產品上標注“中國製造”的同時，也一同標注了這些企業非同一般的低薪和剝削，從而使“血汗工廠”這樣似乎遠離文明的代名詞，還是堅強的占領了存有良知的大腦。
中國工人用了30年創造的奇跡和神話，以及難以計數的討薪、跳樓、停工、抗爭，終於為自己贏來一個受到關注的熱門話題——低工資。同時也迅速得到有關方麵的重視，並提出了振奮人心的工資倍增計劃。
但是，僅僅或是簡單地倍增工資，又不啻是一個巨大的災難——加薪勢必抬高企業成本，從而使靠低成本人工費用進行同質化競爭的小企業麵臨滅頂之災。
轉軌變型、產業結構調整，也不會一兩天就能變著魔法做到，隻要教育培育不出具有創新精神、創造能力、創新勇氣、敬業精神以及對技術的崇敬與膜拜的優秀國民，大眾文化不鼓勵、不支持、不提倡、不讚成想象和批判精神的養成與尊重，再好的願景也僅是紙上的絢爛。
工資低，絕不僅僅是私企的“專利”。媒體報道，2010年6月10日清晨，位於西安東郊幸福路的國有企業華山廠，一名有31年工齡、49歲的工人用工具刀在自己值班的崗位上自殺身亡。他留給人們的迷惑，一是僅剩下0.46元的工資存折，一個是留給兒子的遺書上羅列的所欠別人的900元債務以及信用卡欠款3000元，還有擺在遺書上麵的一個黑色小證件，那是他父親骨灰的寄存證。其父親1996年因車禍去世，火化後一直沒錢安葬，隻能將骨灰寄存在殯儀館，前後已經有5個年頭。工友們猜測，大概是他幾年來都無法實現給父親買個墓地讓老人家安息的心願，最後才選擇了自殺。
這雖然是非常極端的個案，但也說明當企業自身經營出現困難而無力解脫的時候，隻能依靠企業的存活才能存活的工友們，的確需要社會建立一個有效的、敏感的機製來實施救助，幫助那些無產者謀求到新的就業、擺脫他們遇到的困難。巨型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的自殺事件昭示需要這樣的救助機製，其他各種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同樣需要這樣的救助機製。這對於渴望轉軌變型走上全新的製造業發展道路的中國，無疑是一種以先進的文化來建立完善的機製的現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