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說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課。今天，基思擁有了洗車場，但他最重要的業務卻是經營洗車場的地產。
克洛克以自己的經曆給所有人上了生動一課。克洛克自己並非麥當勞快餐店的創始人，但隻有他才將麥當勞的事業擴展至全世界。而麥當勞的主要收入並非源於漢堡包，而是房地產。這確實是很高的一種立意。
如何提升事業的立意，具體操作方式等問題需要有鴻鵠之誌的老板在實踐中摸索和推陳出新。
(3)人生定位
立意高遠的事業，源於老板人生定位的非比尋常。
“如果你想永遠做個雇員，那麼下班的汽笛吹響時，你就可以暫時忘掉手中的工作；如果你想繼續前進，去開創一番事業，那麼，汽笛僅僅是你開始思考的信號。”
亨利·福特此言道出了雇員與老板不同的事業角色定位。老板的人生定位則是老板對自己在社會上所承擔之責任的定位。這種人生定位的差異是老板事業成就差異的根本。
李嘉誠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中外賢達皆我師》。文中他對比了中外兩位賢達，中國的範蠡和美國的富蘭克林的一生：二者同為賢達智慧之人，但對社會的貢獻卻有很大的差距。李嘉誠認為這種差距部分是源於人生境界的各自不同。
借對兩位賢達的人生軌跡對比，李嘉誠抒其人生胸懷，他寫道：“範蠡改變自己遷就社會，而富蘭克林推動社會的變遷。他們在人生某個階段都扮演過相同的角色，但他們設定人生的坐標完全不同。範蠡隻想過他自己的日子，富蘭克林則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社會。就如他們從商所得，雖然一樣毫不吝嗇地饋贈別人，但方法結果卻有天壤之別；範蠡贈給鄰居，富蘭克林則用於建造社會能力(Capacity Wilding)，使人們更有遠見和能力。——而有能力的人可以為社會服務，有奉獻心的人才可以帶動社會進步。”
雖然不得不提的是：範蠡生於一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不公允的社會，富蘭克林則生於一個相對民主的社會。但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範蠡，與“無論多困難，隻要對公眾有益的事情，我一定要努力承擔”的富蘭克林，其人生境界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說範蠡是一個賢人，富蘭克林則是聖人。如果說範蠡有小德小智，富蘭克林則具有大德大智。範蠡的奉獻是對一國君主周圍的人，富蘭克林的奉獻則是對國家和所有公眾。
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墓碑上人們看到的卻隻有這幾個字：富蘭克林，印刷工人。眾所周知他是聞名於世的哲學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科學家、商家、發明家和音樂家。他為教育、科學、國家獨立和公共事務奉獻了一生。他是美國人心中偉大的公民。
李嘉誠通過這篇文章表達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希望大家抱著慷慨寬容的胸懷，打造奉獻的文化，實現我們人生最有意義的目標，為我們心愛的民族和人類創造繁榮和幸福。”
沒有如此胸襟，就沒有李嘉誠關注社會公益事業參與社會事務的熱情身影，也難以贏得社會上如此廣泛的支持和信賴。
定位決定成就，要做一個成功的老板，人生定位高一點，或者象李嘉誠一般又有何不可?在我們周圍如李嘉誠一般定位人生者不乏其人。
1987年，林毅夫學成回國。他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那時侯，拿到美國著名大學博士學位的人很少，回國的更少之又少。問林為什麼會成為“少之又少”的一分子，他談到兩點理由：
首先是立誌做一個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他看好中國研究經濟學的前景。中國的經濟改革和轉型，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度經濟學的實驗場。
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對中國經濟現象的研究，有助於中國的進步和發展。
事實上，他為什麼回國，和他當年為什麼從台灣來到大陸的理由，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他曾對香港《亞洲周刊》的記者說過，作為昔日台灣青年的楷模，他泅水到內地的思想轉變“不是從哪一天開始，而是長期不斷思考的結果”，直接的動機並非台灣島上猜測的那樣，而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要對中國作貢獻，就要到內地來”。
顧炎武曾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正是在為國發展有所擔當的精神支持下，林毅夫從海外歸來，並一刻也未停止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