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起事件中，一向宣稱“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的牛根生也遭到國人詬病，蒙牛也幾乎被並購。對於牛根生，領導力專家劉瀾先生在其《領導力沉思錄》一書中評論道:“毒牛奶事件，令中國製造形象在國際上蒙羞。然而，牛根生沒有對毒牛奶事件進行反思。作為中國企業領袖的一麵旗幟的牛根生，在事後的表現也同樣令人汗顏。牛根生解釋說:‘三聚氰胺不僅我不知道，而且我的團隊也不知道，同時我的員工99%也不知道。’這是多麼低水平的辯解: 如果你和你的團隊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不知道，難道不是你的領導力失敗和企業的整體領導力失敗的表現？不知道就能推卸你作為領導者的責任嗎？如果你是善於傾聽的領導者，那1%知道的員工中怎麼會沒有一個人來告訴你？”
王老吉的名聲大振和三鹿的狼狽退場，讓企業家對社會責任與企業競爭力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其實縱觀中外企業史，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正如道瓊斯分析師所言，凡是資產回報率最高的公司，在治理汙染和節約資源等社會責任履行方麵都同樣優於競爭對手；凡是充分考慮社會責任和環境影響的公司，股票業績都比其他公司好，杜邦公司是這些公司中的傑出代表。憑著對社會、對環保負責的理念，杜邦從一個總資產僅為36萬美元的火藥小作坊成長為年銷售收入為240億美元的跨國巨頭。而另外一家知名的美國製藥公司，雖然也做過不少慈善活動，但是因為涉嫌使用不符合標準的材料，給患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幾乎破產。
盡管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大勢所趨，但是柳傳誌並不希望把社會公益等活動做成聯想品牌推廣的一個平台，比如聯想捐贈，完全可以捐贈等值的電腦和其他聯想產品，但是最後聯想是踏踏實實地一分錢、一分錢地捐了出去。這個肯定比不上捐產品劃算。因為捐贈的初衷是幫助這些孩子在人生的關鍵點上順利過去，就此也許改變他一生，那任何取巧的做法都與這個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關於如何履行社會責任，柳傳誌有自己獨到的理念。首先他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基礎是自身的實力，企業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先把自己做好，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同時要照章納稅，努力增加就業機會、擴大社會財富。這是企業的本分，在這之外，企業還應盡力地多做一些公益活動。其次，要把公益願景落實到企業發展戰略中，讓它可長期執行下去。比如選擇跟企業相關的重點，做企業最擅長做的事情，這是為了保持公益活動的可持久性。再者，就是盡量把事情做得更有號召力，隻有更多人知道，才能為更多人提供機會，才能為形成好的社會風氣起到促進作用。最後，就是讓自己的員工本身，通過做這個事情有所升華、有所提高。比如聯想內部有一個“公益休假日”，聯想員工可以專門休一天假去做公益。
聯想之所以能長期、堅持不懈開展各項公益活動，包括柳傳誌帶頭向災區捐血，援建中小學學校，建立一些電子教室、讚助殘奧會、設立進取教育基金、設立見義勇為基金等，柳傳誌的企業社會責任觀無疑起到了指南針的作用。麵對社會上一些假借公益之名謀取名利的醜惡現象，柳傳誌說道:“公益事業就怕它變成一種大窩蜂，大家都做就跟著做，說停了就停了。比如說洪水來了，大家都捐款，說是很多，可是卻掏不起，公益變成這麼一種狀況就不合適。”
2006中國企業家論壇第三屆深圳高峰會上，柳傳誌發表演講，在談到環境、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時，他呼籲道:“我們正處於時代的轉折點上，企業家群體必須要擔負起轉折點的社會責任。盡管我們每個企業的力量很小，但是聚集在一起就成了很大的力量，這在西方的跨國企業上做得非常好，他們從觀念上，到聚集的運作方式上都比我們成熟得多。”
2008年4月8日，為號召中國企業積極關注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柳傳誌專程趕到位於北京昌平的一個攝影棚，拍攝公益廣告。
柳傳誌被稱為企業家中的“環境學家”，關心環保，熱心公益是一個方麵，但是更主要的是因為他的“空氣濕潤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