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定要玩物喪誌？”班超對於這種說法是嗤之以鼻的，直接就予以反問，然後不待其回應，便接著道，“在下方才可曾言及變更次序？士農工商，本是國之四民，缺一不可，試問：若無百工日夜精研，何來衣物、飲食、宮室、甲械、醫藥？若非百工之力，萬民何以續命？諸公又如何能夠在此侃侃而談？何況若以百工為賤民，不知又將置軒轅、神農、大禹於何地？今日既然有所需，便征召而用之，有何不可？”
這番話班超說得相當不客氣，說完後更是與其對視，看來都不肯輕易退讓，這樣的做法已經是挺有些冒犯的意思了，不過仗著年輕氣盛，這些話不可能忍著，反正跟這位也不熟。此時天子反倒像沒事人似的，饒有興趣地看著他們鬥嘴。
“非也，如軒轅、神農、大禹者，乃是上古聖人，功蓋萬代，德被千秋，百工豈能與之相提並論耶？至若續命之論，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故而人生於天地之間，當以節義為重，雖百死而誌節不可移。單就此事而言，征召百工，可也，厚加恩賞並榮寵之，則殊為不妥。”那名大臣聽完班超所言，立即搖頭予以反駁，言及“續命之論”時，慨然而有高氣，令人動容。
此時孟子的地位還遠不如後世那麼崇高，最多就在儒家算個先賢而已，但他的這句名言倒是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這個特別崇尚氣節的時代。
班超聞聽此言，也不由得肅然起敬，再拜答道：“尊駕氣節令人欽佩，但隻怕天下不似君心也。天下生靈數以千萬計，然而如君等高士又能有幾何？《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若萬民皆能如尊駕一般深明義理，天下便可垂拱而治矣，陛下及諸公又何須如此夙興夜寐耶？正因為黔首愚昧，方能知聖人教化萬民之無量功德，如今陛下君臨四海，諸公據社稷之重，古聖人之功德行將複現於今日矣，然而任重且道遠，天下民生所係之處，還望陛下及諸公仔細，若如此，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而軒轅、神農、大禹等誠然是古聖人，卻也畢竟為百工之濫觴，今日之百工紹繼其業、傳其道統，利在社稷，又何足輕賤耶？陛下聖明，諸公德高，如今因人之力以成事，遂酬之以恩賞，得無不可乎？”班超邊說便邊作揖，頓了頓，見眾人不複質問，又續道：
“自孝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百家學說逐漸沒落，然而商、韓、申刑名之術，公輸班匠作之術，墨翟墨守之術，農家耕作之術，醫家濟世活人之術等卻仍能流傳於今日，可見諸子學說皆有其可取之處。而且無論以何種學說治國，其根本在於匡國、濟民、傳世，若果真能於國民、社稷有益，又奈何擯棄耶？若確然於社稷無益，再廢去不遲。《老子》有雲：‘治大國如烹小鮮。’故而治國理事，應當隨情勢轉化而變易火候，固不應拘泥於成式也。故今日安寧天下之法，莫過於雜糅百家之道，博采其長，棄其短，總攬於仁義、德行，以應對時事，若仍然囿於流派紛爭，則於社稷何加？於天下何益耶？
譬如寶劍，刃開兩麵，持之可以禦敵，若稍有不慎，則可能反傷及己身，此寶劍即百家之謂也。君王之製禦天下，應當善持寶劍，因所遇情狀不同，或剖之以雙刃，或拒之以劍脊，或刺之以劍尖，或杵之以劍柄；寶劍稍鈍則以金石磨礪之，事了則以拙鞘藏匿之，此古聖人賢君之奄有天下之道也。”
班超說完這段話時，殿中已經安靜了下來，那是一種詭異的安靜，因為眾人都在思考班超的話。
誠然，自孝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成為了社會的主流，但儒家學說畢竟也有自己的局限，為了彌補這些局限，儒士們便開始有意識地吸收、雜糅一些百家學說為己用，好些流派也因此漸漸有變成儒家的附庸之勢，而各流派中與儒家相衝突的部分，卻是被打壓到基本絕跡，有些甚至已經完全失傳了。
但儒家治國久了之後，就會由治入亂，便如同前漢故事。儒家追求“德治”、仁政、克己複禮，所謂“禮”即周禮，王莽這樣做了，卻使得天下大亂，自己也落得個身死名滅、遺臭後世的下場，這當中固然有王莽舉措失當的因素在內，但更多的卻是儒家本身的局限導致的，時勢已經不同，過去的未必適用於今日，有智之士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故而兩漢之交，便成了諸子百家重新抬頭的良機。當今天下之博學者，往往通覽百家學說，博采眾長，以圖匡弼時政，無奈天子卻偏重儒學及讖緯，雖然推崇氣節之舉很值得稱道，但畢竟也因讖緯的原因而失去了不少賢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