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如今朝中雖然多是儒者，但專儒卻很少，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些人吸取了前漢的教訓，對於諸子百家的功用都有所肯定，當今天子也是如此的狀態，隻是畢竟明麵上提倡的是儒家為尊，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以儒家子弟自居，這也是班超膽敢發此言論的原因之一。
聽完班超的策論，天子不禁心念百轉。
王莽篡逆之時，朝野上下出現了不少被名利驅使的人，其中有販夫走卒，也有名士大儒，這些人利欲熏心，德行低劣，抱成一團，長期竊據上位，助長了歪風邪氣，從而使得時局越來越動蕩不安。這些人的出現，固然有著朝綱不振的原因在內，但更多的還是當時整個社會風氣的問題：貪生畏死，追名逐利，好古非今，道德淪喪。
撥亂反正之後，天子痛定思痛，便推崇“輕利重義”、“忠君守禮”的儒學，大力獎賞、鼓勵有氣節的人，對當年堅決不阿附王莽的名士們厚加封賞，對於不戀權貴的舊日同學莊子陵更是敬重有加，希望借此整肅風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樣的做法確實有效，皇帝自己的道德修養就很高，天下士民也都爭相效仿，十餘年過去了，社會風氣明顯好轉了，可見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對於天下的安定是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天子本身是比較信奉儒學的，同時，受時代所影響，對讖緯之術也非常地著迷。
然而還應該看到，帝王的所謂重視儒術，看中的其實是其仁義道德的教化作用，而在真正的製禦天下中，儒術往往隻是統治的表象，處在核心的卻是法家或黃老道思想，當然也有仁義道德，畢竟這是當時的普世價值觀。如果國家需要休養生息，就會“外示儒術，內用黃老”；而在平時，則大多是“外儒內法”，便如中宗孝宣帝所言：“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中宗為一代英主，其才略更在太宗孝文帝之上，在他的治理下，被孝武帝窮兵黷武之策耗損的國力又漸漸恢複了，這個時期也因此被稱為“孝宣中興”，而這一切與雜糅霸王道的漢家製度是分不開的，後來的孝元帝卻改變他的方略，純用儒生、儒術，天下因此越來越亂，更有了王莽之禍。
所以說，諸子百家各自的作用，大家都心知肚明，隻是在流派之間，還是會相互攻訐，以表明自己的高明，而在帝王、朝廷那裏，他們選擇了儒家這個更利於皇權統治的學說，對別的流派也就隨之多有貶抑。
但正如班超所說的，有些事情是仁義道德解決不了的，比如治水、屯田、安邊等。河水決口已有三十餘年，國家卻無財力、人力，也無人才能夠予以解決，由此引發的黎庶流離失所的情況，更是始終困擾著朝廷，帝國的邊疆也因遲遲未能恢複的國力而動蕩不安。
所以當前最緊要的，自然便是恢複國力，並使之趨於強盛，既然深知儒術不足以迅速達成目的，倒不妨並行他術。況且此時的形勢與高祖之時很是相像，治國之道在明麵上是儒家的仁政，但實際上用的也還是漢初的黃老道，畢竟黃老道才是盛世的催生劑，比如春秋戰國時齊國的強盛、呂不韋時期的強秦、“文景之治”以及“孝宣中興”。隻是黃老道對君主有較多的約束，所以孝武帝才會為之換上儒家的外衣，隻是沒想到孝元帝卻當了真，結果便斷送了江山。
想到此處，天子感到心神一陣舒暢，便高興地對班超說道：“班卿所言甚為有理，以卿之見，專才當如何求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