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李劍農在1942年印行的名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評論說，廣州商團事變前後，廣東一般商民“隻覺得中山是利用客軍爭政權報陳炯明的仇，連累他們受苦……自大元帥府成立以來，已經不十分熱心擁護，及到國民黨改組，把容共聯俄的政策明白表現出來，大家以為這就是赤禍來了……感情更加惡化了”。
按照他的分析，陳廉伯所倚重的港英殖民當局，對廣東革命政府向來不懷好感，英俄兩國更是死對頭，孫中山聯俄北伐，掃蕩同樣受英國支持的北方軍閥，英方當然要力挺代理人陳廉伯出麵“攪局”了。
隻是眾多廣州商民，無辜卷入這場錯綜複雜的政爭，生命財產受損不說，還背上“反革命叛亂”的罵名，至今無從洗刷。
“廣州商團事變”平息後不過一個多月，孫中山即應驅逐了曹錕政府的馮玉祥之邀，匆匆抱病北上，未幾便客死京城。此前在寫給心腹信徒蔣介石的私信中，他透露心跡：“惟廣東一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謀出路。”
這位革命偉人還不無懊悔地自稱是“廣東第一罪人”（因軍閥以他之名蹂躪他的家鄉），而痛斥陳廉伯是另一“罪人”，可見商團“叛亂”對其打擊之大。
軍閥從商
倉皇出走香港的陳廉伯後來曾聲言：“被迫離開廣州幾年了，不是搭起歡迎牌樓，我誓不重返廣州！”1933年初春，他得以“榮歸”故裏，全因此時治粵的陳濟棠，在表麵服從自詡繼承孫中山正統的蔣氏南京政府的旗號下，實際仍是分庭抗禮，維持廣東半獨立局麵。
據擔任此次參觀團團長的香港糖商總會會長、華商總會董事莫應溎（亦任職於英資太古洋行）回憶，受陳濟棠之托發動港澳殷實商人回粵參觀的，是在商界享有盛譽的省港大新公司總經理蔡昌。“南天王”不惜放低身段，禮遇港澳商界領袖，自有其如意算盤。在歡迎宴會上，他發表講話稱：“廣東目前正在實施三年建設計劃，歡迎港澳僑胞回國興辦實業，發展廣東的經濟。”
此時的港澳商人，正麵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漫長蕭條局麵，急欲尋找新的資金出路和投資機會，陳濟棠伸出的橄欖枝引起格外熱烈的反應。資料顯示，1933年全年，通過銀行渠道進入廣東的僑彙超過2.5億元（本章的‘元’均指粵幣），占同期全國僑彙總額近85%，私人錢莊的彙款更無法計數，而外貿金額近1.75億元。到了1935年，全省僑彙及華僑投資增至5.5億元。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半個世紀後廣東走在全國前列的那一波引進港澳及海外投資的熱潮。
1932年秋，陳濟棠頒布的《廣東三年施政計劃》，重點是推進以廣州為中心的全省交通基建、工業實業及市政建設。其中，又以大規模的省營（即官營）工業投入最大。
據當時在廣東省政府負責統計工作的人士回憶，“三年施政計劃”並非陳濟棠一時心血來潮，事先也曾指派專門人員做調查研究作為參考，實業投資標準須符合“發展生產、振興土貨、抵禦洋貨”的要求。當時打算建廠24家（後增至27家），額定資本9，981萬元。到1936年陳濟棠失勢下台時，實際建成了糖廠、電廠、紙廠、紡織廠等12家，粗略估計固定資產投資超過5，000萬元，此後廣東歸政南京國民政府，就再也沒有繼續投資新建了。
另據當時任職廣東省建設廳的羅明燏（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曾任華南工學院院長）記述，由於建設計劃周密，用人得當，各工廠紛紛依期建成投產，不到三年時間裏，廣東省建設廳每月工業資金收入從最初的5萬元驟增至7，000萬元，經濟效益可以想見。
毀譽“南天王”
陳濟棠想方設法搞建設，主要目的當然是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讓虎視眈眈的南京國民政府不敢輕舉妄動。
1929年3月，他利用蔣介石突然扣留廣東“一把手”李濟深（也是陳的老上司）於南京的機會，掌握南粵軍政，時年不滿40歲。1931年初，他又借故擠走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同袍陳銘樞，實現大權獨攬，直至1936年6月“兩廣事變”反蔣失敗去職赴港，主持粵政前後共8年。
陳濟棠麾下擁有陸海空三軍，極盛之時達15萬人之多，光是每月軍費開支就從起初的180萬元，增加到420萬元。他派得力親信整頓財政，全省稅收從1932年初的500萬元，增加到1936年的800萬元，但僅靠地方財政“挖潛”多出這點錢，顯然無法維持。
在“三年施政計劃”出台前，陳濟棠最看重的工業項目，是廣州西村士敏土廠（即水泥廠）。廣州原有一家老舊的士敏土(即水泥)廠，乃清末兩廣總督張之洞所建。1928年前後，粵漢鐵路鋪設工程需要大量水泥，原廠產能落後不敷應用，廣東省政府決定籌建新廠。適逢陳濟棠上台，新廠建設加快了步伐。
陳濟棠雖是一介武夫，卻很有經濟眼光和頭腦，也十分重視引進“海歸”人才。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歐美各國大量生產設備閑置，紛紛尋找買家低價脫手，他得有識之士指點，讓廠方多次從丹麥一家公司進口當時堪稱現代化的設備，建成日產能660噸的華南最大規模水泥廠，以廣州附近的英德縣石灰石為原料，生產出符合國際標準的水泥，投放市場後廣受讚譽，獲得豐厚利潤。這些資金成了更多廣東省省營實業企業的啟動資金。
陳濟棠又聽從嶺南大學農業專家馮銳的建議，利用廣東亞熱帶氣候適宜種植甘蔗的特點，投資500萬美元（折合粵幣1，500萬元），建設六大糖廠，日產糖700噸，酒精15，000升。這是中國第一批現代化的甘蔗糖廠。
在糖廠建設期間，陳濟棠指示手下的緝私艦從香港太古洋行購買數以萬噸計的洋糖走私運回，換上本地包裝到市場上出售，時人戲稱“無煙糖”（即糖廠尚未生火開工即已有糖出產）。因香港糖價比廣州便宜約一半，通過海關正常進口內地的關稅又相當重，“公家走私”所獲利潤極為可觀，解決了一部分實業投資所需的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