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南國“二陳”鏖戰急(3 / 3)

陳濟棠借助高關稅避免了洋糖進口傾銷,又在其勢力範圍內出台一係列打壓民營資本進入糖業產運銷的政策,如規定“民營糖廠資本額不得超過5萬元,每日出糖量不得超過3噸”,“省內糖價由官辦的推銷處統一確定”等等嚴厲的行政手段,保證了官營資本對此的壟斷。

“南天王”陳濟棠的“三年施政計劃”,與同一時期“山西王”閻錫山提出的“造產救國”十年建設計劃,基本思路與所獲業績極為相似。

另據時人回憶,國民政府成立初期,於1926年5月在廣東發行第一次有獎公債500萬元,指定為興辦本省工廠,又於同年8月發行第二次有獎公債1,000萬元,指定為開發黃埔商港用,結果全部用於支給北伐軍費。1932年底,陳濟棠指示廣東省政府呈請南京國民政府將該兩筆款項發還,以便經營工業及開發黃埔商港,政府婉言拒絕,理由是等到“府庫稍裕,再行辦理”,最後不了了之。

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裏,革命終生的孫中山深感愧對廣東父老,而曆來為正統官方輿論所詬病的地方軍閥如陳濟棠之輩,治粵八年,令廣東經濟進步明顯,社會大體安定,物價基本穩定,無論其初衷如何,都不能不讓後人感歎。

劫波渡盡

1944年底,陳廉伯攜家眷乘船離港時,遭美機轟炸落水身亡。盡管他擁有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廣東僑商創辦)監理、香港東華醫院總理及保良局紳士等顯赫身份,但因與占領香港的日軍采取合作態度,晚節有虧,外界的普遍反應是“死不足惜”。

10年之後,64歲的陳濟棠在台灣去世。抗戰期間,他曾複出擔任國民政府國防委員及農林部長等職,因此獲得台灣國民黨當局厚葬,台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儀式。

陳濟棠治粵政績重要標誌之一的海珠橋,1949年10月遭敗退的國民黨軍隊局部炸毀,修複後使用至今。

1980年9月10日,鄧小平接見從美國回來參觀的陳濟棠第十子陳樹柏(時為大學教授)時,曾說了一段頗讓其意外的話:“令尊治粵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鄧還手書魯迅名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聯,贈給陳樹柏。

同月,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習仲勳,結束了其“文革”後複出主政南粵的兩年半時光,回到中央。正是那短短的30個月裏,因鄧小平的積極支持和習仲勳的強力推動,閉關自守30年的中國內地,在當年“二陳”(陳廉伯與陳濟棠)落難時避居的香港對麵一個小漁村,再次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土生粵商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陳廉伯的祖父陳啟沅從越南攜舊輪船機器一套歸國,在家鄉南海西樵加以改造後,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而承接這項改造的陳淡浦、陳濂川父子,借此得以提升技術,於1876年成立陳聯泰機器廠,這是廣東省近代機器工業的發端。

20世紀初,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陸續出現一批機器廠,如順德德祥機器廠、廣州均和安機器廠等,都與陳聯泰廠有“血緣”關係,以生產繅絲機和小輪船為主。

真正推動廣東近代民族資本實業全方位發展的,當數順德龍江人薛廣森。薛早年赴港打工,30歲時(1895年)回順德,先後經營管理數家繅絲廠和機器廠,積累一定資金後,於辛亥革命爆發當年(1911年)與均和安機器廠技工陳沛霖、陳拔廷等人合股1.2萬銀元,在廣州芳村開辦協同和米機,第二年改為協同和機器廠。

他們借英國亞細亞石油公司油船停泊廣州港口之機,觀摩當時世界上最新發明的新式內燃柴油機,幾經“偷師”後,於中華民國四年(1915年)成功仿造出第一台國產柴油機,從此以柴油機生產為主營方向。至1922年,經過招股擴廠,協同和從最初的技工學徒三五人、舊機床二三台,發展成為股東100多人,資本28萬銀元,工人150人,機床30多台的可觀規模。30年代又設香港分廠,產品遠銷東南亞,成為廣東最大的機器廠。

1918年,薛廣森與從事航運的順德同鄉梁墨緣合作,集資10萬銀元,成立粵海公司,專營內河航運。因率先采用柴油機動力的“電船”,遠較同行的蒸汽機船優勝,航線遍及粵桂兩省,很快成為華南民營內河航運企業中的佼佼者,也推動了這一行業的升級換代。

從1911年到1927年之間,薛廣森利用民初廣東大量進口外地稻米,碾磨市場需求大的良機,先後在順德、南海、中山、廣州等地集資經營10家“成”字號米機,號稱“十大成”,並借此介入糧食買賣市場,獲利甚豐。

1929年,薛廣森集資20萬銀元,接辦因經營不善瀕臨破產的中國第一家機器造紙廠(1889年投產)——南海鹽步紙廠,幾經努力,得以扭虧為盈。

薛廣森興辦實業四十餘年,涉足多個重要行業,且所辦企業全部為合股集資方式,沒有一家是獨資經營的,又每每能取得經營上的成功,作為土生土長的粵商代表,其胸襟和見識可謂非凡。

可惜的是,像中國很多民族企業家一樣,晚年的薛廣森未能躲過日寇侵華之劫。“十大成”米機、協同和機器廠及粵海航運公司,均在戰火中被毀或被掠奪,幸存下來的也生意慘淡,他本人則在逃難途中遭盜匪搶劫,財物盡失。但薛廣森多次拒絕日偽組織利用其在粵省工商界的聲望,請其“出來做事”的企圖,長期隱匿鄉間,始終保持民族氣節,直至1943年因病到廣州求醫時不治去世,享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