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百貨”中的小老弟新新百貨，創辦於1926年。據創始人李敏周之子多年後回憶，父親自澳大利亞回國籌辦新新之時，預算需300萬元資本，照當日市場價，一個銀元可買100隻雞蛋，大城市普通工薪階層月收入約在20-30元之間，300萬元著實是個龐大數目。
當時，香港廣東銀行董事長李煜堂（李敏周叔父）為首的省港財團，以及旅滬粵商財團均有入股意向，但共計也就投資200萬元左右。李敏周除拿出自己的積蓄20萬元外，毅然返回澳大利亞向華僑招股，最終籌得總股本320萬元，新新得以順利在上海開業。
新新百貨以“推銷中華國產”為營業宗旨，並向中國政府注冊登記，從法律上說，是中國第一家百貨公司，而此前的先施、永安和大新，都是向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注冊的。新新百貨大樓博取先施與永安之所長，集百貨、餐飲、旅遊業於一身，尤以在大樓高層設置“玻璃電台”，請來知名歌星和主持人直播節目的前衛做法，讓上海新潮男女為之瘋魔。
終局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盡管國內局勢並不太平，但中國私營經濟仍在頑強地成長，直至日本侵華戰爭全麵爆發，強行打斷了這一進程，歸國僑商的工商實業投資，自然也未能幸免。
1939年6月潮汕淪陷前夕，為免路產落入敵手，運營了33年、對粵東北及閩贛邊區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潮汕鐵路被全部拆除。同年2月14日，新寧鐵路公司正式結束並遣散員工，在此之前，國民政府下令拆毀該條鐵路，以防剛侵占了廣州的日軍利用其繼續向粵西推進。
唯一聊可安慰的是，張氏兄弟和陳宜禧早已相繼去世，不必親眼目睹自己的畢生心血遭此浩劫。八年抗戰勝利後，雖然民間屢有複建原路的呼聲，但內戰又起，各方亦無暇兼顧。
上海四大百貨在戰火中飽受磨難，自不待言，幾位創始人遭遇卻不盡相同。除李敏周、黃煥南已於戰前去世外，馬應彪病逝於日寇占領下的香港，郭樂拒絕與侵略者合作，輾轉遠走美國，蔡昌則在租界內忍辱負重，熬至上海光複。之後受政局動蕩、經濟衰微拖累，四大百貨始終未能恢複元氣。
再之後發生的故事，並無太多出人意料之處。1951年，群龍無首的新新百貨資金周轉困難，率先結業。已舉家定居香港並將業務重心一並轉移的蔡昌，遲遲沒有回到上海，1953年夏天在香港去世，不到半年，其上海大新改組為國營上海第一百貨商店，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百貨商店。1956年，郭樂在美國逝世，上海永安改組為國營上海第十百貨商店。
也正是在1956年1月，接手經營先施百貨的黃煥南之子黃祖康，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代表資方向政府提出公私合營申請，獲得批準，上海先施成了上海服裝商店。
血色僑商
2010年，一部以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為主題的片子《十月圍城》，獲得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8項大獎。片中同情革命、為孫中山保駕護航的香港富商李玉堂，其人物原型，就是曾參股上海新新百貨並出任董事的清末民初廣東知名實業家李煜堂。
據李煜堂的女婿、同盟會及國民黨元老馮自由在其回憶錄《革命逸史》中所述，台山籍的李煜堂是回港經商的美洲歸僑，曾創立廣州電力公司等，又經營保險業，成立多家保險公司，分店遍布國內各口岸及南洋諸島，人稱“保險大王”，後加入同盟會，出資救助經費拮據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爆發前夕，他不顧風險以設在香港的商號作為革命同誌聯絡據點，並一夜籌集80萬元軍費，於第二天火速送往廣州。辛亥革命廣州光複時，他一度出任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司長。
淡出政壇後，李煜堂主要投資項目有廣東銀行、新新百貨等。在經商的同時，仍十分關心時事，聯絡香港商人，支援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及北伐。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發動港商捐款接濟中國軍隊，先後彙款不下200萬元。1936年，李煜堂病逝，享年85歲。國民政府以“振興實業，讚助革命，輸財濟餉，籌策匡時”十六字予以褒揚。
眾所周知，孫中山因反清革命活動不得不長期流寓海外，其主要鬥爭方式是在華僑中募集捐款，鼓動少數敢死隊同誌回國發動突襲式的起義。廣東僑商與孫既有同鄉之誼，又孤懸海外，十分渴望國家富強，自然成為革命活動的重要後盾。
如潮汕鐵路的發起人南洋僑商張鴻南，曾捐出一筆巨款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起義，在其“大力相助帶動下，南洋華僑由是踴躍輸將”。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特書“博愛”大字一幅題贈張鴻南，以表彰其義舉。
再說孫中山的大哥孫眉，本身就是檀香山的大牧場主，有土地6，000英畝，牛、馬、豬等牲畜數萬頭，雇工100多人。孫眉1894年加入興中會，孫中山革命初期的一部分經費由孫眉負擔，竭盡財力，以致傾家蕩產。
孫中山的另一“貴人”海南文昌人宋耀如，早年赴古巴及美國波士頓等地學做生意，後回國從事實業，他不僅把賺來的大部分錢交給孫中山用於革命，還先後讓三個美貌聰明的女兒都嫁給了革命分子。海南島自明初起600餘年間隸屬廣東管治，中國現代史上顯赫一時的宋氏家族，也應算是地道的廣東僑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