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棟認為，十三行行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交易的茶葉、毛料等大宗貨物，風險不大，獲利很高，他們的日常開銷、炫耀性消費及捐納官銜的支出，也並非如外界印象中那般巨大，之所以艱難度日，官府巧立名目的沉重盤剝固然是一大因素，行商自身資本規模太小，而又貪求從事多種商品貿易，才是周轉不靈、負債度日的本源。
行商鋌而走險，實屬迫不得已。他們籌備開業，申領執照時，已被各級官員盤剝一道，一般要花2萬到6萬兩銀子不等，開業以後，繳納給政府的關稅、捐輸，替破產行商分攤償還的“夷債”，維持運營設施和家族生計的費用，官吏繼續榨取的款項，以及真正的貨物周轉所需（如訂金等），無不一一用現銀支付，而貿易所得利潤，往往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到賬。這讓大多數本錢有限的行商一開始就陷入負債經營的窘境。他們不能不采取多元化經營策略，利用有限資金高速周轉，搶購棉花、胡椒、檀香木、人參等進口商品，再轉手出售，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惜喊出高價，買空賣空，以挪新掩舊。
同時，他們還以市場上借高利貸（利率有時高達40%），或者利用行商可代繳海關關稅之便，以折扣價向中外商人預支現金（其代價就是多付20%-30%的稅金）等手段，幫助自己渡過資金危機。凡此種種，無異飲鴆止渴，令大部分行商最終落得慘淡收場。
人去“行”空
鹹豐六年（1856年）十一月十七日深夜，十三行地區又發生一場大火。與34年前那次失火釀成的災難不一樣，這一回是痛恨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廣州民眾，在十三行被英軍占領後，趁著夜色縱火焚燒英法美等國商館。到第二天黃昏，整個地區除一棟房屋幸存外，全部化為灰燼。不可一世的英軍也被迫撤回到停泊在珠江江麵的軍艦上，而十三行商館自此結束了它的曲折曆史。
其實，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內，已明確要求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廢除廣州實行的行商製度，廣東十三行獨攬對外貿易的百餘年時光，至此戛然而止。
第二年夏天，廣州成為五口通商中最先開放的口岸。不久，中英簽訂《虎門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英方取得在華治外法權、租地建房永久居留等特權，廣州民眾為發泄受洋人欺淩的不滿，已憤怒地焚燒過一次十三行的外國商館。
同年，即1843年，在十三行行商中主理行務最久、地位最高、財力最為雄厚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鑒，以74歲高齡去世，為曾經輝煌的十三行畫上了一個無言的句號。
“十三行”尋蹤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年僅24歲的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編輯員梁嘉彬，寫成二十餘萬字的書稿《廣東十三行考》。3年後，這本著作經增補修訂後出版，迅即成為學界公認的十三行研究奠基之作，整整80年過去，相關主題研究之深度與水準，仍難有出其右者。
原籍廣東番禺的梁嘉彬，家世極不尋常。他的太高祖梁經國、伯高祖梁綸樞，在清朝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先後為十三行之天寶行行商（商名“經官”）。高祖以下，進士輩出，曆任中央及地方高官，可謂粵中名族。其舉人出身、在京為官的祖父，更曾結交康有為，參與“公車上書”。
梁嘉彬與其胞兄梁方仲，早年受“五四”精神影響，北上求學，先後由南開中學考入清華大學。兄長梁方仲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後任嶺南大學經濟係主任、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畢生專攻中國經濟史。梁嘉彬則於1932年自清華大學曆史係畢業，並在知名近代史家蔣廷黻指導下，發表《廣東十三行考》專題論文。之後受聘於中山大學，在粵中及港澳遍訪行商後人，搜尋各商家傳、族譜，在1934年東渡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前夕，將論文擴寫成書。
據梁嘉彬考證，盡管太高祖梁經國從商事跡見於家人的記述，但在正式留存的他及其子孫的“家傳”中，與外商交易事，或隻字不提，或被後人刪削無遺。又如勢力宏大如怡和行伍秉鑒，身後未及百年，其後人竟不詳其事，連怡和行何年創辦也不知道了。再如與潘同文、伍怡和並稱行商佼佼者的盧廣利，後裔返回廣東新會原籍，難以查訪，而《新會縣誌》未見為這一大商人寫下片言隻語。梁嘉彬不禁感歎，中國輕商風習之牢固，由此可見。
行商後人諱言往事，或與先輩營商多下場不佳有關。如曾任商總的逢源行（又名萬和行）蔡世文（商號“文官”），經營凡30年，嘉慶元年（1796年）突然自殺，震動一時，商行亦麵臨破產。與蔡氏交情甚好的廣利行盧觀恒助其清償債務，反受拖累，導致自身也欠債欠餉，信用漸失。加上十三行商館故址遭大火焚毀，前塵往事更加難覓蹤跡。梁嘉彬每每要參照外國學者的著作，如曾長期在清廷海關稅務司任職的美國人馬士（H.B.Morse，1855-1934）根據海內外檔案資料編寫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等，才將幾近湮沒的行商事跡，一一查證複原。
抗戰爆發後，梁嘉彬放棄在日學業，毅然返國。20世紀40年代後期赴台灣繼續教學研究工作，始終關注探索十三行課題，直至1995年病逝於台北。臨終前，他致信內地晚輩同行，稱“倘無貪汙與腐敗，堅信二十一世紀必為中華民族強盛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