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年（1822年）九月十八日亥時（晚上9時許），廣州城西珠江邊的十三行地區突然失火，火借風勢，迅速蔓延至眾多中外商館以及堆放了大量毛織品的倉庫。
大火連續燒了兩天，殃及上千房屋店鋪，11家中國人辦的洋行中，6家被焚，房屋貨棧皆成灰燼，外商所辦“夷館”存放的貨物也無一幸免，上至大班（即經理），下至職員，都不得不慌忙避走到停泊在珠江沿岸的商船上。
這是廣東十三行成為清代中外貿易第一要地百餘年來，有據可查的少數重大火災之一。不過，它還不算最具毀滅性的一次。
公行初創
所謂“十三行”的起源，一說原是地名。據清初著名學者、廣州番禺人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廣東瓊州府領十三州縣，其各種貨物均集中於廣州城西珠江邊推銷，又稱“十三行貨”，清代外貿機構通稱洋行，也聚集在這一帶經營，時人遂將兩者混稱“十三洋行”。另一說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前後，到達廣州貿易的葡萄牙商人已發現該處由原籍廣州（5家）、泉州（5家）、徽州（3家）的13家商號壟斷經營。不管起源如何，清代廣東十三行地區的洋行數目時多時少，少則幾家，多則數十家，隻是偶爾才正合13家之數。
清朝初年，即17世紀後半葉，為了封鎖占據台灣作為反清基地的鄭成功集團，清廷實施嚴厲的“海禁”政策，不僅商民船隻不準下海貿易，外國商船亦“片帆不許入口”，甚至3次強迫沿海居民大規模內遷，使明朝以來繁盛的東南地區貿易口岸走向凋敝。
“海禁”期間，與吳三桂、耿精忠並稱“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統治廣東，他們利用特權，組織一批“王商”（王府商人），專事對外走私貿易。其他商人受“海禁”所阻，連近在咫尺的商貿中轉點澳門都去不了，平南王府貿易總管沈上達卻能組織規模龐大的船隊，直通南洋各地做生意。據記載，這支船隊往返一次可獲利白銀四五萬兩，一年下來，能賺四五十萬兩。康熙十九年（1680年），尚之信叛亂失敗，沈上達也遭抄家，清點財產近百萬兩，可謂富敵王侯。
尚之信死後，“王商”失去靠山，但依靠豐富的外貿經驗仍擁有巨額財產。“王商”之外，當時廣州從事對外貿易的還有以兩廣總督作後台的“總督商人”，以廣州將軍（地位與兩廣總督相當，類似於現在的軍區司令員）作後台的“將軍商人”，以及以廣東巡撫（相當於現在的省長）作後台的“撫院商人”。這些官商互不相讓，爭奪廣州外貿的主導地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統一台灣兩年後，宣布再度開海貿易，分別在廣州、廈門、定海（屬寧波）、上海設立粵、閩、浙、江四海關，以此取代自唐朝以來實行了1000多年的市舶製度，亦即變“朝貢貿易”體係為“商業行館貿易”體係。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市舶製度之下，各國商人隨貢使來到天朝大國，貨物交由市舶司招商發賣（到明朝末年則由其下屬中介性質的“牙行”負責買賣），而海關製度建立後，海關負管理職責，外貿機構即洋行與之完全分離。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去世的屈大均曾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竹枝詞》：“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可見十三行地區早已是洋船雲集的外貿要衝。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旗下的“馬爾巴勒號”、“蘇珊娜號”和“長桁號”三艘商船先後到達廣州，並與清廷主管廣州口岸的粵海關監督達成協議，獲得登岸貿易的許可。英商隨後在十三行地區正式開設商館（中國人稱為“夷館”），作為對華活動的基地。商館內由主席、司庫和出入口貨物主管等4人組成特別委員會，負責協調內部問題及與中國的海關官員、洋行商人打交道。
4年之後，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廣州洋行商人決定聯合起來，建立公行組織，以改變本國外貿商人自相爭鬥，反讓外國商人漁翁得利的局麵。十月二十七日，十三行洋商舉行隆重的儀式，歃血為盟，共同締結13條行規，約定：對夷商貿易時共同議價，且不能一家獨攬全船貨物；除漆器、刺繡等一般手工業品外，絲織品、茶葉之類大宗貨物普通商家不得任意經營；外地和外省商人來廣州與夷商做生意時，亦須受公行節製，嚴防私販和出售劣貨。
行規中還規定，行商中對公行負擔經費最多、責任最重者，可在對外貿易中占一全股，次之者占半股，其餘則占1/4股。當時占一全股的頭等行有5家，二等行5家，三等行6家，此後新加入公行組織者，需納白銀1000兩作為會費，並列入三等行內。
這是帶有對外貿易專營性質的十三行“公行製度”首次成型，它得到了清廷的許可和粵海關的正麵支持。
行商源流
“公行製度”建立前後，廣州口岸貿易繁盛，但粵海關征收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以1721年為例，每艘外商來船需繳納的“規禮”（相當於管理費）包括：通事（翻譯）費白銀250兩，買辦費150兩，船隻丈量費3250兩（後減至2962兩）。而貨物的稅率最初是3%，後增至4%，再增至6%。中外商人均對此不滿，外國商船紛紛移師廈門進行貿易，十三行洋商也轉回廈門另組公行，廣州口岸一度蕭條。如1716年有外商船隻20艘到廣州貿易，到了1725年，反而隻有13艘外船前來了。
如前所述，十三行洋商中以徽州人、廣州人尤其是閩人居多，如享有巨大聲譽的十三行公行領袖怡和行伍秉鑒，即世居福建晉江安海，康熙初年祖輩才遷居廣東南海落戶，乾隆、嘉慶年間其父創立商行，取秉鑒乳名“亞浩”為商名，外國人稱之為“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