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美文》
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是不好再收回來的。可是《美文》雜誌的聶晶遵了他們主編的命令，打來電話，發來伊妹兒，要我把十天前在他們編輯部組織的散文研討會上說的話，整理出來傳給他們，這讓我有點惶恐，又有點慚愧，不知我說的話，似雨過的幹地皮一樣，收起來又有什麼用處。
但我是必須聽話的，在2007年的頭一天，吃過一碗糝子麵後，趴在家裏來整理自己的發言，覺得要說的第一句話，還是那天發言時說的，我感動《美文》。
我的感動有千種萬種，而最感動的是《美文》倡導的“大散文”理念，讓可能寫散文的人，或者不可能寫散文的人，彙聚在這杆大旗下寫起了散文，這對散文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推進。對此現象，我有一個比喻，就是說《美文》是一個輝煌的殿堂，到達這個殿堂的方式卻是不盡相同的，有人是拉著架子車走來的，有人是坐著官車走來的，而更多的人是乘坐公交車或出租車走來的。坦白地說，我便是拉著架子車走來的，而且我在架子車上鋪了被褥，被褥上坐是我的母親，我和母親一起走進了《美文》。為什麼這麼說呢？是我寫了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題目是《想起老飯店》（刊《美文》2002年7期），刊發後，在朋友中間還引起了不小的爭執。因為我說，我母親做的飯是我們村上最好吃的飯。幾個朋友有看法，打來電話，說他媽做的飯是村上最好吃的，而且說得火起，竟還說他媽做的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對此，我是沒有異議的。原因是，我們的口味莫不是母親從小慣出來的，走南闖北，想念母親時，大約總會從自己的饞嘴上想起母親的味道。
就是這樣，我與《美文》結下了不解之緣，讓我一個原來不大寫散文的人，狂熱地愛上了寫散文。而且一寫起來，便不能罷休，總覺得有話要說。
自然了，我要說的隻能是自己的話。也就是說，說自己能說的話；說自己想說的話；說自己敢說的話。
不知我的理解對不對，《美文》雜誌所重視的，可能還有其他的標準，但我所說的幾條應該也算他們的標準。這從我讀《美文》的過程中是體會得到的。如我自己被《美文》刊發的作品，除了《想起老飯店》之外，還有《西府經典》係列、《碑說》係列、《花間集》係列，都是我所熟悉的生活，無疑也就是我所能說話，而且是我想說和敢說的話。
這是我的自信。而且我還自信，從《美文》上看到的《一個財政局長的工作手記》和《向農民道歉》兩個長篇散文，就是兩位作者能說的話。我們知道，這兩篇散文的作者，前者王雲奎就是一個縣的財政局長，後者劉銀錄就是一個縣的組織部長，他們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了，經曆過了，感受過了，寫出來自然是真實的、感人的。換一個人行嗎？我是有懷疑的！譬如換我來寫，肯定就不行，硬著頭皮寫出來，也隻能是假大空的那一類。還有朱增泉的伊拉克戰爭係列散文，《美文》雜誌在2004年全年時間以頭條的位置推出，更是這一觀點的證明，他有條件、有資格、有能力寫出對那場戰爭的感受，因為他是一個軍人、一個當著將軍的軍人。換個人自然是不行的。再是李宗奇的親情散文，杜愛民的探索散文，張豔茜的生活散文等等，叫我從《美文》上一一說來，無不覺得所說都是他們自己能說、想說、敢說的那一類話。讀這樣的話，是一種享受，真實的、能夠讓人有所覺悟的享受。
在此我想特別強調的是，白阿瑩的散文在《美文》發的不是很多，但卻篇篇有看頭。尤其是去年9月號上的那篇《重訪大寨》，當時把我看得心驚肉跳，覺得他觀察之敏銳，認識之深邃，筆力之勁道，沒有一股敢說話的勇氣，是做不出來的。
的確，許多人都到大寨去了，也寫了不少的文章，如我一樣，對這個中國土地上十分特殊的一個山村，是有許多禁忌的，別說大膽地寫出自己的看法，就是大膽地想也不敢多想。寫大寨，千篇一律的，差不多都是少鹽沒醋的一杯白開水。
這該是我對《美文》的又一個感動了，誠如研討會起首時李浩先生（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說的，“有宗無派，有文無類”，不管作者是誰，拉著架子車來也罷，坐著官車來也好，搭公交乘出租來也成，一概以文章是否說了自己的話為準。當然，說了自己的話而且又是自己能說、自己想說、自己敢說的話，他們就更欣賞了。
我想，這是《美文》對我的鼓勵，一個極大的鼓勵啊！我們應該盡量脫去小和尚念經的心態，學著如高僧一樣，說出日常的、家常的，甚至是廟堂的話，這便是我在研討會上的收獲了。
期待享受的欣喜
——寫在《小說選刊》改版周年之際
凝重超然，莊嚴肅穆，博大廣闊……回顧《小說選刊》改版一年來的感受，我大腦的詞庫毫不吝嗇地迸出了這樣一串詞彙。我想，便是這樣的詞彙，也不能完全表達一個讀者的期待，在過去的一年中所享受到的欣喜。
我的欣喜是多方麵的，但閱讀是第一位的。已經有些年頭了，我的閱讀味覺是被動的，不由自主地總被這樣那樣的一些潮流所汙染，感覺不是個味兒。但怎麼不是味兒呢？我想找到答案，卻苦於缺少一個參照物，而總是迷途。到我讀過2006年第一期的《小說選刊》之後，仿佛在我迷茫的眼前開啟了一個窗口，讓我看見了文學的藍天，和藍天上飄浮的白雲以及飛翔的鳥雀。再讀下來，到我把全年12期的《小說選刊》整整齊齊地碼在書櫃上，回頭再看時，心裏一下亮堂起來了。
知道那些年頭讓我覺得不很對味的東西，是有那麼一些人，還有一些雜誌，把神聖的文學當成了任人遊戲的玩具，他們可真是能玩，敢玩啊。一會兒興之所至，玩庸俗；一會兒興之所至，玩青春；一會又興之所至，玩性愛……他們一路玩下來，接著玩小資，玩帝王將相，玩才子佳人，真不知道他們還將玩什麼？但是，一個殘酷的事實擺在大家的麵前，這麼玩的結果，讀者是不大買賬的，紛紛遠離了文學。因此，玩文學的人玩得其實也不開心。
原因是，文學不是夜總會，不是桑拿浴場，不是麻將桌，不是殺人吧……總而言之一句話：文學不是玩的。
改版了的《小說選刊》無疑是對那樣一個現象的校正，從中讓人感到本質文學的回歸和樹立。就如知識界一樣，是很看好上世紀80年的大風尚。那時的文學界，是個人也好，是刊物也罷，都有一種純真的、執著的追求，那樣的追求是自信的，也是開放的，出現了多少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譬如路遙的《人生》，譬如諶容的《人到中年》，譬如張承誌的《黑駿馬》，譬如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等等，不是我一篇短文能列舉完的，他們高揚嚴肅文學的旗幟，自己寫來，肯定都是先感動了自己，然後又感動了讀者。我還記得當時閱讀這些作品時的感受，覺得自己的神經被作品尖銳的文字刺痛了。
在今天，我想追問自己，閱讀那樣的作品，為什麼就有痛感？而閱讀別的作品就沒有呢？我想大概就在於這樣的作品追求的終極目的是真理吧！誠如費舍爾說的：現實主義是為真理服務的。舍此，便就不是了。此外，記得還有一位外國人說：讓苦難有出聲的機會，是一切真理存在的前提。現實主義是有感召力的，並使作家有一種巨大的歸順感。
太好了，歸順感。我們的文學仿佛一個夜遊症患者一樣，盲目地夜遊了一些時日後，是該歸順了。可喜的是，《小說選刊》以他們神聖的責任意識，為我們的歸順樹起了一座明亮的燈塔，讓我們有了一個歸順的目標。
這個目標就包含在他們選發的作品之中，像2006年第1期的《我們的路》、第2期的《你該把什麼藏起來》、第4期的《我們能拯救誰》、第7期的《逆著時光的鄉井》、第9期的《鏽鋤頭》、第12期的《遠去的蝴蝶》等等，讓人讀起來，神經又有了刺痛的感覺。縱然，我們現在的生活好過了起來，但不能掩蓋生活還有痛苦，文學的責任，就是以別樣的視角，把生活的痛苦展現出來。當然了，這個展現是善意的，是要告訴我們，還必須為我們的理想而努力。我在文中列舉的小說基本做到了這一點，除此而外，其他選載於《小說選刊》上的作品，差不多都在為這一目標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閱讀《小說選刊》上的小說作品是這樣，閱讀《小說選刊》上的其他文字也是這樣，其中包括一期一篇“聲音”專欄的理論文章，《專家推薦》的評論文章，及“責編稿簽”裏的文章，例如責編了中篇《天堂》的周誌新，在他簡短的稿簽裏語出經典地說：“小說以天堂鎮為背影，以‘插花’習俗為線索，把殘酷的意識形態對一個普通鄉村女子嬋兒的人性戕害表現得驚心動魄。”有這樣的文字作引導，讀者自會進入其中，讀出自己也許有別於導引者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