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猶太人與當地人發生衝突時，總是求助於當地的上層人物，當然也不會空著兩隻手去求人。在曆史文獻中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某些猶太人被誣告殺人或者犯其他罪行，隻好送些錢財給當地的官員，請求幫助，最終結果一般是無罪釋放。在猶太人看來，這是當地的官匪聯合欺壓、敲詐猶太人。而在當地普通人看來，這無疑是錢權勾結的行為，更加深了對猶太人的反感。
猶太人與當地普通人的對立使那些國王公爵們不得不發布公文，宣布猶太人歸他們所有，還用圍牆圈住猶太人的住所，嚴加保護。這使猶太人與當地人更加隔離開來，不僅在宗教文化、經濟活動方麵，在日常交往上也是如此。翻開歐洲曆史，每當社會發生動蕩，猶太人居住區總是第一個遭到暴民的洗劫。
這種當時算是保護措施的隔離，之後便成了迫害猶太人的手段，再後來還成了指責猶太人的借口。
到了公元11世紀，歐洲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十字軍東征也打開了通往中東的商路，本地商人開始逐步取代猶太商人在貿易中的地位。從這時起，猶太人也轉變了角色，將其經營重點轉到貸款放債。很多猶太學者認為這種轉變是為形勢所迫，但恐怕是自願的程度更多一些。既然經商的目的是為了賺錢，那為什麼不放債賺錢呢？何況當時最低的貸款利率是43%，以猶太人之精明，怎能舍棄此等利潤？於是，在歐洲，猶太人便成了放高利貸的代名詞，也就是《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形象。
猶太人真正的厄運自此開始，借給別人錢還要收取利息，是直接違背《聖經》教義的不道德行為，隻有邪惡的人才幹這種不勞而獲的壞事。
對於猶太人而言，那些權貴們的態度要比普通人的態度重要得多。普通人的態度從來都不是太友好，猶太人可能也不太在意普通人怎麼看待他們。以前猶太人是經商的，即使沒錢拿來進貢，也還能維持生活運轉。現在猶太人成了權貴們的錢袋，他們在猶太人有錢時還好好對待，沒錢時就不理不睬。英國和法國的國王更是對猶太人課以重稅，不能按時繳稅的就抓起來，受盡酷刑。猶太人實在不堪重負，申請離開，但很難得到允準。等到這些猶太人被壓榨的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們就被驅逐出境，那些欠猶太人的錢當然也就不了了之了。反正在權貴們的眼裏，這些猶太人本來就是好逸惡勞而且喜好剝削的寄生蟲，掠奪他們既不會引起民憤也不必感到內疚。
法國大革命之後，天賦人權的啟蒙思想在各國得到廣泛傳播，猶太人也獲得了與其他民族同等的公民權利。當時歐美各國正處於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初級階段，一向善於經商理財的猶太人如魚得水，辦商店、建工廠、修鐵路，成了時代的弄潮兒。當然，猶太人最擅長的是金融銀行業。在1862年，全普魯士有642家銀行，猶太人開辦的就有550家，而猶太人隻占當地人口的1%。
在這些猶太人中，在德國法蘭克福發家的羅思柴爾德家族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可以說是富可敵國，德國、法國、英國政府都要向他們家族籌措戰爭費用。無論戰爭是什麼樣的結果，羅思柴爾德家族都肯定是贏家，從投資者的角度這可以說是盡善盡美了。可是最大的問題是打敗仗的一方也肯定對羅思柴爾德家族恨之入骨，“資敵”的罪名是沒跑的了。
縱觀整個中世紀，甚至到了近代，猶太民族的經商之路不隻是“坎坷”一詞所能形容的，他們完全是穿行在煉獄之火中。驅逐令、火刑柱，還有屠刀，始終伴隨著他們，而其中最為殘酷的是希特勒德國的“最後解決”。600萬無辜猶太平民的慘死，為從十字軍東征開始屠殺猶太人的係列事件，畫下了句號。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荒誕的經濟舞台上，卻一再呈現出一幕幕極為奇特的畫麵：純以經濟形態生存、發展的猶太人被殘暴的宗教勢力和政治勢力一再打入貧困的深淵，但猶太人每次都成功地以純經濟手段重新跨上富裕的境地。以至於在許多世俗統治者那裏，猶太商人幾乎成了他們的造幣機器和擺脫經濟困境的特效藥。在市場不景氣、貿易不順暢、金融不發展時，君主們就將猶太商人召來，而隻要經濟隨著猶太商人的到來而發展起來，君主們又會不滿足於猶太商人所繳納的高額稅金而“殺雞取卵”似的驅逐猶太商人，把他們的財產統統沒收。這裏最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法國的君主了。
這個過程可以說也是一個互為因果的轉換過程：猶太人要是沒有這樣的商人基因，就不可能在那樣惡劣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環境下生存下來。曆史上受迫害的民族何其多，惟有猶太民族以純商業或者說純金錢的形態存在了下來。反過來，也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經濟打擊，逼使猶太人不斷提高自己的經商才幹，精益求精，直到同經濟運行達到了完全的契合。到了這個階段，猶太民族的政治解放也就已經臨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