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買。在荷蘭旅館的房間裏我沒有花瓶，在美國加州的公寓樓裏我沒有寸土。所以，我隻帶回一張從雜誌上剪下來的彩色照片，是晨曦裏的鬱金香花田，滿滿一片鮮豔嬌嫩的紅色，叫人見了都歎一聲：那鬱金香啊——
阿姆斯特丹
八月，帕洛阿圖。
加利福尼亞轟轟烈烈的太陽下，幹燥的熱風一陣陣拂過。布賴恩和我坐在室外咖啡座的豔紅遮陽傘底下，一邊吃午飯，一邊談他的故鄉荷蘭。我要去荷蘭，他興奮得要命，拿了好幾張地圖來，眼睛閃閃發著光，滔滔不絕地回憶他當年和妻子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當窮學生的那段清苦然而快樂的年輕時光。
“這裏，在這個轉角上有一家小咖啡店，清咖啡一流的。”“這是小意大利廣場，周圍有許多意大利飯館，比薩餅很不錯。你要想吃得飽又節省，就去那兒。”
白漆圓餐桌上擺著一個小玻璃長頸花瓶，插一枝粉色康乃馨，風一陣陣吹過來。他移過花瓶，壓住地圖。“梵高展覽館。你訂的旅館在……這兒。——太遠了一點，恐怕得叫個出租。”
他的頭向著地圖溫柔地俯下，他的手指輕輕拂過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似拂過情人光潔的前額。他長得粗獷，方臉，堅實的下巴，糙糙的皮膚，然而，在揚起的雙眉和湛藍的眼睛之間，你依然可以看見西北歐人特有的那種清秀。
“布賴恩，你好久沒回去了吧？”
他長出一口氣，說：“六年了。”
我輕輕拍拍他的手背。是啊，豈止我一個人遠走天涯。在北美洲八月的陽光下，一個中國女人，一個荷蘭男人，坐在一起，吃著加州人引以為傲的“綠色沙拉”（就是被許多人譏為“兔子草”的那種），講著英語。隻有用英語，他與她才能在語言上溝通。中國女人即將去荷蘭男人的故國，荷蘭男人向中國女人介紹他的國家，以為那是他的責任。他還想多說些什麼，然而終於搖搖頭。“你不會明白的”，他喃喃地說，“你畢竟沒在阿姆斯特丹住過，你對它不會有我那樣的感情。”
我輕輕搖頭，想告訴我能明白他。我甚至還想告訴他白居易是誰，什麼叫做“相逢何必曾相識”。然而我畢竟什麼也沒說。許多感覺，說不得，不說出來，反而相互更能明白。
八月，阿姆斯特丹。
水壩廣場
天將暗了，灰色的雲團一股股滾滾馳過水壩廣場。一陣風起，卷來密密的雨絲，令黃昏的人群紛紛散入屋簷下去，仰了頭看天。布賴恩說：“荷蘭啊，離不開水。你知道阿姆斯特丹這名字是怎樣來的嗎？就是阿姆斯特爾河上的水壩。”①
一千年前，荷蘭先民坐著挖空的圓木在阿姆斯特爾河上順流而下，尋找一片更適於生存的土地。河流帶他們來到一片沼澤，他們便留了下來。一道堤壩在河上建起來了，就取名叫阿姆斯特爾水壩。先民們圍著水壩住了下來，打魚摸蝦，放牧牛羊，漸漸地，也做些生意。一三○○年，城市阿姆斯特爾水壩正式誕生。
布賴恩說：“不知道什麼時候，‘爾’字叫沒了，成了阿姆斯特水壩。”
我說：“譯為中文，連水壩也沒了，成了阿姆斯特丹。”
雨飄走了，亂雲翻湧間居然還露出一線藍天，水壩廣場周圍如星芒般輻射出去的街道上一下子冒出一群群人來，在鱗次櫛比的禮品店、快餐店、精品店間鑽進鑽出。到處都是外幣兌換店，幫助可以自由越過邊界的歐洲旅人兌換還不能自由運用的貨幣，當然也兼做其他國家遊客的生意。遊客們數著錢走出兌換店，順腳便拐進隔壁的麥當勞裏去。櫃台後邊，穿著全球統一麥當勞製服的荷蘭少年用相當標準的英文，問從日本來的新婚夫婦：“可樂要大杯還是小杯？”那邊，旅遊團模樣的一群人，打著三角小旗，零零落落地過來了。帶隊的年輕人一口美式英文，放大了聲音關照：“明早八點半，在旅館門口集合，記住了？”
我徘徊在廣場上。看不見水壩，早沒有了。隻留下這個詞，鑲嵌在荷蘭首城的名字裏，紀念著先民的開天辟地。灰鴿子在廣場的天空裏盤旋，廣場上鋪的石塊被雨水洗得幹幹淨淨，在暮色裏發著暗暗的光亮。一陣風，又一陣雨點，被風斜斜卷起，打濕了我的照相機鏡頭。
布賴恩說：“帶上一件薄雨衣。荷蘭的天氣永遠叫人捉摸不透。”
我用衣袖擦幹鏡頭，又抹一把頭發，後悔著沒有聽布賴恩的話。天將黑了，我緊走幾步越過街道，把鏡頭對準廣場中央的國家紀念碑。它不高，簡潔的造型，如一隻巨大的手指警告陸地上指蒼天。我衣袋裏插著的旅遊指南上有一行關於它的簡單文字：建於一九五六年，以紀念在第二次大戰中倒下去的人們。
多少人倒下去了；多少人大難不死卻淚流終生。那句西方格言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可以饒恕，卻絕不可忘卻。
我按下快門。
運河
靠水吃水，阿姆斯特爾水壩周圍的第一批居民是打魚人。
漸漸地，打魚人也幹些別的，比如運輸。魚在河裏打，運輸用的是船。漸漸地，漁村發達起來，一點點擴張。水國的先民們發達也離不開水，到十四世紀末，城裏多了兩條運河，其意義，大約就像加州多了兩條公路。
又是二百年，阿姆斯特丹進入黃金時代，四方居民聞風來歸，短短五十年間，城裏人口增加一倍，達到三萬人，街道住房頓時擁擠不可名狀。
於是，這城市又擴張了，這次，一口氣挖了三條運河。為了表示擴張的堅決，三條運河都挖在護城河Singel外圍，令城市土地麵積一下子增加了三倍。運河們被取名為紳士運河、皇帝運河和王子運河，分別表示著平民對市府官員、羅馬皇帝和荷蘭統治者的敬意。新城區幽靜美好，便有上流社會人士和有錢的商人紛紛來安家。以後，阿姆斯特丹一再擴建，終至擁有今天縱橫交織的運河網，可是，要看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那種具有典型荷蘭風格，屋頂尖尖、屋麵窄窄、一色青紅磚襯著雪白窗框的樓房，還是要以這四條運河周圍為最佳去處。
所以，當一抹淡淡的朝陽從雲縫裏射到對麵尖尖的紅瓦屋頂上時，我便翻身起床了。這一天好長，要跨越十個小時的時差。然而，我不敢賴床，怕的是辜負了布賴恩的地圖，辜負了阿姆斯特丹。
所以，一大早，我便揣著地圖，出現在阿姆斯特丹濕潤的街上了。這城市，被叫做荷蘭的紐約，是荷蘭的金融、經濟、社交和文化中心，小小的城區，卻集中了七百多家飯店，近三百家旅館，還有無數的外幣兌換店，人們一說起這兒的夜生活，眼裏便透出曖昧的笑意。可是，在雨後初霽的夏末早晨，我獨自行走在這荷蘭首城窄窄的街道上，周圍卻隻是一片靜謐。濕濕的常春藤在微風裏搖搖曳曳，隔夜的雨水從葉尖上一點連一點滑落。路邊有些不平，積了淺淺一汪水，映著些雲彩，卻被一輛早起的私家車碾破，四散地濺開。果然是水城①，走不多遠，運河的水光便瀲瀲灩灩映到眼裏來了。
我停下步子，展開地圖來看，阿姆斯特丹的四條主要運河轉轉折折從北至南縱貫全城，然後掉頭往東，以一個優雅的角度微微上揚，向東北注入阿姆斯特爾河，似四條鑽石項鏈並排圍在阿姆斯特丹的頸項間。我麵前正是Singel運河，狹狹的河沿，一道道低低的橋，總有一小半掩在夏末岸邊暗綠色重重疊疊的枝葉裏。沿河泊滿了船，都悠然地輕輕搖晃著。遠處，高踞在一排排尖尖屋頂之上，是西教堂的高高鍾樓。旅遊指南上說，這教堂建於一六○二至一六三一年，是荷蘭文藝複興時期的代表作之一，鍾樓頂上閃閃的金光，是神聖羅馬皇帝瑪克西米蘭一世的皇冠，放大了不知多少倍，在神聖羅馬帝國早已煙消雲散的二十世紀末，依然居高臨下，俯視著這片低地。二千年前，是一群羅馬人，在這片低地上第一次濕淋淋地踏出人的腳印。
我看住它，一步步向它走去，我那雙半舊的球鞋無聲地越過阿姆斯特丹運河上的又一座小橋。宿雨初收，古老的狹狹街道上積水未幹，我的身後印下一串潮潤的腳印，似是二千年曆史的延續。教堂門關著，三百年的建築莊重地立在三百年的運河邊上，被一行行當日富人們的房屋簇擁著，紀念著阿姆斯特丹燦爛的黃金時代。全城的人都知道，這兒埋葬著世界級的畫家、荷蘭人倫勃朗。遠處，在城市的另一邊，在某條運河邊上的某個地方，是倫勃朗展覽館，陳列著他的二百多幅畫作。
我靠在橋欄上，向那個方向望，運河邊上一排排尖尖的屋頂擋住我的視線。天氣不算晴朗，覆著一層雲，使地上的一切都罩在陰天的柔和光線裏，衝淡了對比，消去了陰影，均均勻勻的亮度，一點也不像倫勃朗的風格。
更不像梵高，這寧靜美麗的荷蘭土地上一個從未得到安寧的靈魂。我永遠不能忘卻有一次麵對一幅梵高畫作時的那種驚心動魄的感受。那還隻是一張印刷品，在一本好久以前國內印的畫冊上，隻巴掌大小，日月星辰風雲草木都印得有些模糊，卻依然不依不饒地噴發出一種狂亂的躁動。
橋下，運河水靜靜流著，紅瓦尖頂的房屋一棟棟倒映在綠綠的河水裏。雪白的挑花窗簾，低低地垂出一片無言的溫馨。真叫人不敢相信，從這片溫馨裏，曾經走出來東印度公司，走出來無數的冒險家、航海家、殖民者，也走出來梵高。
地圖上，布賴恩畫的一個鋼筆圈標誌著梵高展覽館的位置。從這兒順王子運河，一直走，然後向南。太遠了。西教堂高高的鍾樓正一下下沉重地打出九點。我甚至已沒有時間去到附近的安妮·伏蘭克展覽館，去憑吊一個人的瘋狂和一個民族的迷亂給半個地球帶來的慘痛。
我往回走，跨過運河上的一座座小橋，王子運河、皇帝運河、紳士運河、Singel運河、水壩廣場就在眼前了，已經很熱鬧，人來來去去，大多腳蹬旅遊鞋，脖子上掛著相機。這兒是許多阿姆斯特丹一日遊行程的起點，這很合邏輯，因為水壩廣場是阿姆斯特丹千年曆史的起點。
我在廣場中央站定，辨別了一下方向，毫不費力便找到了那條窄街上麥當勞巨大的店招。我知道店招隔壁有一家小小的禮品店。昨天傍晚，我走過它擺設得琳琅滿目的櫥窗，有包裝得很漂亮的荷蘭巧克力，還有許多青花瓷的小風車，玲玲瓏瓏的，好像擺到風裏，那扇翼便會滴溜溜旋轉起來。
我回頭，望一下來路。運河已經隱在街道和房屋的後麵。綠綠的水依舊靜靜地流，水光映到天上，令一天雲靄化作荷蘭八月的陣雨，灑到一個中國女人仰起的臉上。
我將雨水噙進嘴裏，向巧克力和風車走去。
男孩，大海，太陽和PAJARODU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