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幹菌種保藏的，公司同仁們做研究需要的菌種都由我張羅，包括滿世界給他們去找各種奇奇怪怪的微生物。這幾年有了國際計算機聯網，事兒好辦多了，坐在計算機前打一串字母，就可以無遠弗屆。隻是，我怎麼都進不去中國微生物資料庫，雖能放眼世界卻無法胸懷祖國，遺憾得很。所以，那年有機會參加一個國際性菌種保藏會議時，我見到與會名單裏有一個中國代表團，真的很高興，心想可以乘機了解一下國內這方麵的情況，至少可以問一下怎樣才能進資料庫那個網點。
抱著這麼點兒小小的期望，我東去歐洲。會議開始的第二天就在餐廳裏看見了那些代表團員，差不多都是中年或以上的年紀，穩穩重重的，一眼就看得出不是如我這等下麵辦事的嘍囉之輩。我找個空子湊過去作了自我介紹，便同他們一邊吃著飯談起來。當然，我提起那個我最關心的資料庫網點，問他們，為什麼進不去。
“唔，唔。”一個說。
另一個說：“再試試，再試試。”
看起來沒一個像是真正在計算機前摸爬滾打的人。他們都把名片遞給我，可不都挺有來頭，想來一天打電話讀文件簽字開會聽彙報的時間絕對超過敲鍵盤的時間，怪不得一個個都挺謹言慎行的。好好吃著飯，突然來這麼一位，掛著美國的名牌，打聽中國的情況，又沒有任何官方的介紹信背景證明之類，本是我魯莽。
我又問了一些問題，諸如國內菌種保藏的情形、如何購買等等，他們顯然都是內行，有問必答，簡潔明白。畢竟都是獨當一麵的幹將，若是派底下人來，怕沒有如此道行，於我來說，總算也是圓滿的結果。
隻是，總好像缺了一點什麼。他們的矜持和謹慎處處給我一種距離感。回到美國，與朋友們談起，才知道好些人都有相似的經曆。當佩著異國名牌的中國人走向佩著中國名牌的同胞時，一切都是借口，他們真正尋求的是一種能夠與祖國貼近的感覺。很抽象，很間接，很朦朧，連自己都不一定清楚。不能怪那些從國內來開會的人，他們體會不到這些微妙的情愫，他們與你素昧平生，壓根沒打算與你交流，冷不防你湊上來，問東問西，他們隻得拿出外交手段對付你，借一句《沙家浜》的唱詞，叫做“他態度不卑又不亢，他神情不陰又不陽”。也許他們以為這樣便是維護了國家的尊嚴，保護了國家的機密。他們聽到的間諜案真不少，那說不定是殺頭的罪名。他們不以為他們代表你的祖國。你早已自我放逐，你不想摘下這塊名牌，至少是不想無條件地摘下它，你還有什麼說的？
真的沒什麼說的。你自找的。
摘不摘下你的名牌？
於許多人，這個問題與哈姆雷特的生死問題幾乎有同等的難度。
幸好會幾天就開完了。佩著異國名牌的中國人把發言稿、幻燈片等收起來，它們代表他們在異國為異國工作的成果。他們摘下胸前的名牌，看一看，或是收藏起來，或是扔進垃圾桶，然後，他們回到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國家去。
我也要走了，行李已經理好。我下樓去餐廳吃最後一頓早餐。當我走進餐廳時，正碰到一個中國代表團員從裏麵出來，我們彼此點點頭，笑笑，禮貌地側身行過。
我回到美國，這個我代表她去開會的國家，一個大國，一個強國，一個叫天下許多人切齒又叫許多人羨慕的國家。“阿美利加諾!”那個從日本來開會的清純女孩在得知我來自美國時，立刻喜悅地笑著向我發出一連串有關美國和去美國念書的問題。我們坐在一起，有說有笑地吃了一頓飯，她和她的日本同伴們沒半個字向我提到中國。我真的不知道我在他們眼裏還算不算中國人。不過，我至少知道，回到美國，人人都把我看做中國人，不過把我的成果歸於美國。
我看看計算機，屏幕上是我正在寫的一份專題海報提要，為明年亞特蘭大美國微生物學年會預備的。題目、作者姓名、作者通信地址，我與那一串英文字最後的“美國”相互瞪視。明年有好幾個大型國際會議，我的同事們正起勁地精心安排日程，比較耶路撒冷與維也納的優劣。我想，我就不去了罷。
“看看有沒有在中國召開的會議。”同事們很熱心地為我著想，說這樣我就可以順便回國度假。
我搖搖頭。一則，中國主持召開的大型國際性會議似乎不多；二則，我早已發下誓，今生今世，絕不佩著異國的名牌去中國開會。
北京話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