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對是南方人，生長在南方，說一口絕對正宗的上海話，然而不知怎麼，卻一直對北京話情有獨鍾。上海的街頭，自然聽不到北京話，不過可以聽戲，聽曲子，看電影電視，再推而廣之，書也可以。那時候很挑剔，隻看老舍。
去北京玩，住在親戚家裏，吃光了從上海帶來的豬油八寶飯之後，便跟著堂兄上西山。坐在石條凳上一起咬著在北京論斤賣的肉包子，他要我教他幾句“上海話”。
“你不正在說嗎？”
“不是這種，是那種口語的。”
我想一想，便說：“紮台型。”
“紮台型。”
“拎勿清。”
“拎勿清。”
“阿鄉。”
“嘻嘻，阿鄉。”
然後，他教我說：“夾塞兒。”
“夾塞兒。”
“不對。”
“——夾塞兒？”
他凝神辨了辨：“不對。”
黃昏時，我們從西山下來。
“夾塞兒。”
他搖著頭，笑道：“算了，你呀，沒在北京長大，除非經過專業訓練，你永遠說不出那北京味兒。”
後來，我就回上海了。
後來，我就離開上海了。
八十年代中期，舊金山的華人社區裏廣東話占壓倒優勢。初來乍到的我走在路上幾次被人當做日本人，一張口，人就說“嚥識講廣東話？”以我極有限的人際關係，能找個人講講國語已經滿足，講講上海話就很高興，至於北京話，就不妄想了。最慘的，是那種同中國文化的割裂感。幸而發現了舊金山公共圖書館裏居然有個中文部，辦借書證居然不要錢立等可取，而且中文部裏頭居然相當有一些值得讀的書，真個是柳暗花明，喜出望外，連忙去辦了證，一頭鑽進去，竟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覺。
憑著那張綠綠的硬卡，我讀了許多書，尤其是港台版的書，在大陸時，讀不到。作為對聽不到北京話的一種補償，還重讀了老舍和其他一些北京作家的作品。之後，便把範圍擴大到以北京為背景的書，順著書架一行行瞄過去，凡書脊上有“北京”、“京華”、“故都”等字樣的，都被我借了來。說實話，那些書的文字，有京味的不多。不過我明白這是美國，有書讀已經不錯，再要挑剔文字，未免不知好歹；而且，無論如何，那都是純粹的中文。
於是有一天，看見一本書，厚厚的，書脊上四個大字：《京華煙雲》。作者大大的有名，是林語堂先生。看看出版日期，是一九八七年，還相當新，這樣的書，自然不能不借。
讀了幾日，讀完了。讀完之後，卻微微地感到失望，是對語言的失望。《京華煙雲》的原作是英文，我讀的則是中文版，也看不出是林先生手撰，抑或是他人翻譯的。在封底上，有出版者的話，說林先生“筆下的英文，全沒中國味；筆下的中國味，卻全是英文”。我雖說沒讀過林先生的任何英文原版，也絕對同意那前半句，因為推論起來，帶中國味的英文，不但不可能出自大學者如林先生之手，也似乎不會造就出如今這帶英國味的中文本來；對後半句，我卻要遺憾地說一句，再優美的英文，如果用來寫中國背景的小說，尤其是其中的對白，怕也傳達不出中國語言文字的“中國味”，更不要說清末民初北京話的“京味”。一本寫北京、寫北京人的書，沒有了北京味，雖然先天不足，卻總算還是不帶中國味的純正英文，不料再經一道翻譯，無端變成加了英國味的中文，終於麵目全非。試看小說第十二章，善於烹飪的木蘭告訴曾太太，說她煮花生羹的法子是從書上看來的，於是——
“這方法好極了，”曾太太說，“書本展開在每個人的麵前，可是我家的孩子們就沒學到……”
就在下一頁，曾太太的婆婆說——
“青年們互相和睦是很好的。”
我實在孤陋寡聞，那是第一次見到清朝北京官僚家的女眷用這種口吻說話。我想我寧願去讀英文原著，讓太太小姐們講全沒中國味的洋文算了。
我不搞翻譯，不過住在國外，日日在兩種文化和語言中間周旋，所以也深知翻譯的甘苦。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表現方式和美，其細微精辟之處，隻有這種語言本身能夠表達，是翻譯不出來的。所謂的信、達、雅，談何容易。譯者要搞翻譯，總要先精通原著的文字。然而，往往因為精通，太能感受到原著文字的美，結果在翻譯時取舍兩難，拿不定主意到底是為了保存原著的美而犧牲譯文的流暢通達，還是為了譯文語言的美而犧牲原著文字的特色。魚和熊掌，難以兼得，所以最後的結果經常是半條魚加半隻熊掌。《京華煙雲》第五章裏有一段敘述文字，描寫書中人物迪人——“他的性情當他脾氣好的時候是很敏慧而溫悅可人的，他還是縱容騎著強馬馳過城中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