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曹詩的藝術性，遊國恩等先生《中國文學史》認為：“曹操的詩極為本色，藝術上的顯著特點是用質樸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陳師貽焮指出：“我覺得以敖陶孫《詩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一語最妙。”（《評曹孟德詩》）陳飛之《論曹操詩歌的藝術成就》（《文學評論》1983年第5期）對曹操詩歌的藝術性進行了細致探究，文章認為：“一、他深化了《詩經》以來的憂時憫亂的現實主義傳統。……把現實主義詩歌的批判精神推進了一大步”。“二、發展了《離騷》以來的浪漫主義精神。”“增強了我國浪漫主義詩歌的積極因素。”“三、他吸取了兩漢樂府古詩中敘事、抒情、寫景、議論之所長，熔於一爐，自鑄偉辭。”“四、他是借樂府以寫時事的開創者。”“五、他豐富了詩歌中的想象、比興、使事和情景等多項藝術手段。”吳雲《論曹操詩歌的藝術風格》（《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則分析了曹操詩歌風格對唐代詩人杜甫的影響，文章說：杜甫詩歌“沉鬱頓挫”風格主要包括：（1）內容能廣泛反映時代精神；（2）格調呈現出悲中有壯的藝術特色。而這兩個方麵恰是曹操詩歌風格的主要特點。蔡厚示《曹操詩歌藝術剖析》（《建安文學研究文集》）從審美的角度剖析了曹詩藝術，認為曹詩“達到了情文並茂和文質相稱的要求”，“屬於一種剛性的崇高美”。“質樸古直，實乃一種造詣高超的藝術手法。”“曹操擅長用虛表實、舉少總多、因小見大、化靜為動等方法。”秦效成《論曹操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同上）歸納曹操表現悲壯美的藝術形式和手法是：一、重大題材的選擇與提煉；二、雄深壯闊意境的開拓；三、起伏跌宕的筆勢；四、沉雄質樸的語言。
與上述肯定者不同，對曹操詩歌的藝術成就亦有否定意見。韓式朋《曹操詩歌別論》（《北方論叢》1993年第2期）認為：“曹操詩歌存在著語言淺直、板實，五言詩過於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詩歌藝術美的特質。鍾嶸定其為下品，自有道理。”
對於曹操的遊仙詩原來評價一直偏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曹操也有一些詩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不足取。如《氣出倡》除了遊仙外，還有宿命思想。這些詩在藝術上也較枯燥，缺乏鮮明的形象。”顯然，對曹操遊仙詩持否定態度。到新時期之後，這種見解始被突破。陳飛之《曹操的遊仙詩》（《學術月刊》1980年第5期）較早地肯定曹操的遊仙詩，文章認為遊仙詩與社會詩“在精神實質上卻是相通的”，“他的遊仙詩所表現出來的主導思想，基本上是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精神”。張士驄《論曹操詩歌的創作道路》（《江淮論壇》1988年第6期）則認為曹操詩歌“走的是一條從現實主義到背離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道路”，曹操後期“詩歌中的社會現實因素愈來愈稀薄，雄心壯誌完全被神仙煙霞所包圍，為長生久視的欲求所消融，形成了純粹的遊仙詩”。農作豐《關於曹操遊仙詩的評價》（《廣西師大學報》1993年第1期）指出“曹操晚年並不相信神仙，其遊仙詩的思想也沒有由求仙與求賢的衝突變為縹緲仙境的追求”，並認為曹操遊仙詩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人意識與文意識覺醒時代的情感特點；二是作為抒情言誌的獨特仙境空間特點。成其聖《曹操遊仙詩發微》（《吉林師院學報》1987年第1期）認為：“他的遊仙詩有企求長生之嫌，無出塵遁世之誌，透過其求仙訪道的外殼，看出其積極用世的內涵，是把對民生疾苦的同情與對豐功偉業的追求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的。”顧農《曹操遊仙詩新論》（《山東師大學報》1993年第3期）說：“照我看正是從曹操開始遊仙詩才得以成立”，曹操遊仙詩與《短歌行》等作品相似，“不過是同一主題的變奏”，“寫得充滿積極進取之意”。
還有不少比較研究三曹詩歌的文章。薑海峰《詩苑曹操曹植高低論綱》（《建安文學研究文集》）認為：從詩歌發展的成就、一代詩歌的地位看，曹操高於曹植。從詩歌影響言，曹植大於曹操。曹操、曹植在詩歌創作的藝術成就上俱高，從一定意義上說，後者略高於前者。胡明《關於三曹的評價問題》指出：“他（指曹操）對純藝術技巧不很感興趣。……曹操與曹植的作用與影響真是不可同年語的。”李洲良《三曹詩歌的意象與風格》（《北方論叢》1991年第4期）認為曹操與曹丕的詩風，廣而言之。一為陽剛，一為陰柔；狹而言之，一為雄渾蒼勁，一為清麗婉約。曹操詩歌意象的特征是大、壯、古、樸。曹丕詩的意象卻是小、弱、柔、麗。曹操詩的意象主要采用賦的手法來組合，曹丕詩中的意象主要采用比興手法來組合。傅正義《三曹詩歌異同論》（《重慶師院學報》1993年第2期）從六個方麵比較了三曹詩歌，作者認為：從題材上看，操詩多限於政治、軍事、民情等重大社會問題；從思想內容上看，多反映漢末動亂，民生疾苦與政治理想、雄心壯誌；從總體藝術風格上看，操詩主剛，有陽剛之氣；從表現手法上看，有明顯的敘事性；從語言色彩上看，操詩質勝文，語言質樸簡明；從藝術形式上看，操詩全為樂府。與此相類的論文還有王昌猷的《論三曹詩“氣”及其風格差異》（《安徽師大學報》1984年第2期）、李南岡的《試談三曹詩歌的審美特征》（《東北師大學報》1983年第2期）、沈念慈的《“三曹”樂府的音樂特色》（《藝譚》1984年第2期）等等，這些論文從不同的視角，對比論證了三曹的異同之處。
還有一些學者對曹操的某些具體詩篇進行了研究，提出了新見。僅以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為例，陳師貽焮《評曹孟德詩》指出：“（此詩）可算得是曹集壓卷之作”，“此首從對酒當歌而感歎時光易逝發端，繼寫求賢若渴心情，臨結尾始道出己之大誌，激情回蕩，確乎是淩雲的高唱。”李成蹊《曹操〈短歌行〉舊訓中的幾個問題的探討》（《徐州師院學報》1989年第4期）認為：“總的來說，曹操的這首詩是寫時光易逝，功業未立，而沉吟憂思，渴望得賢才為他建功立業。”楊寶林《〈短歌行〉新解》（《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6期）則認為：“這首詩抒發了對其已故重要謀士郭嘉的懷念之情，以及廣泛延攬人才的思想，而對郭嘉的懷念則是該詩的主線。”章培恒《三曹集·序》認為：“詩的第一段是寫人生的短促和由此產生的悲哀。第二、三段都是寫寂寞的痛苦。……第四段追敘這種寂寞形成的原因和探尋排解之策”。“第四段所歌唱的，乃是氣勢恢宏的、絕望的掙紮。”
此外，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者們撰寫了許多賞析文章，這些文章主要集中於《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膾炙人口的名篇。
3.對曹操的散文的研究
相對而言，對曹操散文的研究較為冷清。郭預衡《八代文風與曹操》（《光明日報》1984年2月28日）指出：“曹操尚刑名，厲法禁，反固執，尚通脫，破格用人，網羅文士，目的雖不在於改變文風，而文風卻由此大變。”李曉陽《論曹操文章風格》（《西部學刊》1990年第4期）認為：“清峻”、“通脫”是曹操文章的主要藝術風格。這一風格與兩漢以來文風大相徑庭。曹操文章於“清峻”、“通脫”之外，又頗有文采，還有些文章顯得比較委婉。張可禮《建安文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認為：“曹操留下來的敘事性散文較多，其中雖然主要是當時宮廷官府常用的書、表、教、令等文體，但有不少寫得內容充實。”“讀了他的散文就看到了他的真胸懷，看到了他鮮明的個性。”“曹操的散文，遣詞造句簡潔通暢，不拘繩墨，質樸無華。”鄭盂彤《建安風流人物》認為：曹操的散文“不僅真實地記錄了曹操一生在統一祖國大業中的思想言論，而且在寫作上也有其獨特的風格，具有較高的藝術成就，對後代散文產生過一定影響。”作者進而把曹操散文藝術成就歸納為四點：一、理足而氣盛，筆健而言壯；二、於簡約嚴明中，寓有鮮明的形象；三、說理敘事，動之以情；四、駢散兼行，修短隨勢。高光複《簡論曹操的散文》（《求是學刊》1981年第4期）認為：作為一代政治家和軍事家，曹操的散文在思想內容方麵是與他在軍國事業方麵的建樹相統一的。從表現方麵說，曹操散文的特色首先是簡約嚴明的風格；其次是真切感人的抒情；最後是既清峻又通脫的語言風格和既嚴整又不拘於一式的結構體係。張嘯虎《曹操文章與建安風骨》（《社會科學輯刊》1981年第4期）指出：曹操文章的風格，是他本身的人格和作風的反映。“風遒骨勁”既體現了這個一世之雄的政治家的風度和氣魄，膽識和魄力，又顯示了這個風流倜儻的詩人的文采和才華。氣雄文亦雄，“骨氣奇高”，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決於他具有遠見卓識的堅毅果斷的性格。“雅好慷慨”的文風，正是當時的時代風貌與他本人的英雄氣概相結合的結果，很能體現他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雙重地位。“文體不峻”的文風也是和他的不雕飾、不浮誇、不求華辭、有拘形式的學風分不開的。張亞新《曹操散文的藝術特色》（《求索》1983年第5期）將曹操散文的藝術特色總結為三點，第一，曹操散文的突出特點是“清峻”，即篇製短小，文意清楚，議論嚴密尖銳。第二，是“通脫”，即表意不作假，行文無拘束。第三，曹操的一些應用文表現出一定的藝術感染力。具體表現為感情充沛；表現了一定的人物形象；樸直凝練、生動形象的語言藝術。
45年來文學史領域內的曹操研究，如同社會史與思想史領域內的研究一樣，取得了巨大的成績。45年的風雨曆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至1966年為第一時期，本時期內對曹操文學創作的研究不是評價曹操的熱點問題，但學者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研究文學家曹操，使曹操研究走上了新路；1966年至1976年為第二時期，在極“左”路線幹擾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1977年至今為第三時期，曹操研究得以複興和繁榮，特別對文學家曹操的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加強，整體水平在日漸提高，研究領域在逐步拓寬。當然，我們的研究依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我們對曹操散文和文學思想的研究即為一例。
1949年以來，在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內對曹操的研究皆取得了巨大成績。這表現在：一是曹操這一曆史人物引起了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關注，許多文史哲專家介入了對曹操問題的討論，發表了獨到的高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許多針鋒相對的爭論延續了四十餘年，至今尚難有定論；三是研究者涉及了廣闊的領域，舉凡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學藝術、哲學思潮等領域皆有涉獵；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有精審的考證，有宏觀的審視；有傳統方法的運用，有新方法的嚐試。
但是，也存在著許多失誤與不足，舉其大者，略有如下數端：其一，在某些時期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幹擾，學術研究被政治所利用，最明顯的是1974年度，該年度發表研究曹操的論文達123篇，多認定曹操是法家路線的代表。其二，一些文章缺乏理論深度，把問題簡單化了。其三，對史料的研究不夠，個別學者在未弄清史料原理的情況下，作出了片麵性的判斷。其四，有些論者的態度不夠冷靜客觀，肯定者有吹捧美化之嫌，否定者有貶抑醜化之弊。其五，陳陳相因，人雲亦雲者眾，有創見者少。其六，研究熱點持續升溫，冷處問津乏人。
三
回首45年來的三曹研究，毋庸諱言，曹丕研究最為冷清，並且在很長時期內對其政績與詩歌的評價偏低。當然，也不是說曹丕研究一無是處。相反，曹丕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尤其是進入新時期後，研究者突破了僵化的思維模式，曹丕研究呈現出新的氣象。主要標誌是：出現了第一部曹丕研究專著——章建新的《曹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出現了第一部詩文集校注——夏傳才、唐紹忠的《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同時，研究曹丕的論文也在不斷增多，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至1976年二十七年間曹丕研究文章僅十篇左右（同期曹操研究文章多達二百篇以上），從1984年至1994年十年間，曹丕研究論文約有五十餘篇。大體來說，學術界對曹丕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麵：
1.政治家曹丕
在封建社會，曹丕通常被視為篡逆的奸賊和陰險凶狠、心胸狹窄的小人。郭沫若上世紀40年代的舊作《論曹植》（後收入《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於1952年改訂再版，打響了替政治家曹丕“平反”的第一槍，這與魯迅在《而已集·魏晉風度及藥與酒及文章的關係》裏替詩人曹丕的“平反”遙相呼應。與後者不同的是，前者流露出明顯地揚丕抑植的傾向。郭文認為：“曹丕這個人並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麼可惡”，“他並不是一位尋常的材料。”“在政治見解上也比乃弟高明得多，而在政治家的風度上有時還可以勝過他的父親……他是一位舊式的明君典型。”對此觀點有人否定、有人肯定，還有人另立異說，不一而足。例如：
王巍《建安文學概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在肯定曹丕一些政治措施的同時，認為他的一些做法“自然表現了他狹隘的心胸和氣度。由此看來，曹丕還不能稱得上是舊式明君的典型”。夏傳才《曹丕集校注·序》中全麵評價了曹丕，作者認為：“魏文帝曹丕是一位重要的曆史人物，是不可忽略的政治活動家、詩人。……他是三國時期魏國的第一任皇帝，經他的手徹底結束了漢王朝四百餘年的統治，促進了三國鼎立局麵的最後形成。他又繼承乃父的事業，繼續進行統一戰爭，而且在執政期間希冀振興，對東漢以來政治的積弊進行改革。”同時，作者又認為：“他既沒有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又缺少廣闊寬厚的胸懷。……郭沫若說他是‘舊式明君的典型’，這個評譽恐怕過高了。”
胡明《關於三曹的評價問題》（《文學評論》1993年第5期）指出：“應該說曹丕與曹植均是政治上極有訓練的人物，都有野心，隻是技術與性格有較大的差異。”“曹丕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陳壽說的‘邁誌存道，克廣德心’的崇高境界雖未能達到，但‘明君’一點應還是當之無愧的。”
周家駒《曹丕放議》（《建安文學新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認為作為帝王的曹丕具有“政治魄力”，“確曾風雲一時”。作為文士的曹丕“正是以對舊事物、舊秩序的褻瀆和叛逆，表現出了一個正在覺醒的人的本質，表現出了自由真實的性格力量，而這又正是創造藝術美的決定因素”，“而曹丕，正是魏晉名士的先驅。”作者不隻肯定了曹丕的政績，同時也肯定了曹丕的人品，這是前所少見的。
概之，1949年以來對政治家曹丕的評價，打破了舊時代篡逆奸賊的窠臼，主要著眼於政績與人品的評論。盡管對於曹丕的心胸氣度、對曹丕能否許以“明君典型”等問題存在歧見，但共同之處在於對曹丕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有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2.詩人曹丕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藥與酒及文章的關係》中說：“用近代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曹丕所作的詩賦很好。”1949年以後很長的時期內，這一觀點並未引起學術界普遍重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術界對曹丕詩歌評價較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認為：“由於曹丕在思想上與大貴族官僚地主們的接近，以及他後來大半生都過著宮廷遊宴的生活，因此，他的詩歌反映的生活麵就比較狹窄，藝術風格不免流於纖弱。”此論代表了當時學界的普遍看法。直到新時期，才從根本上扭轉了這種狀況。
夏傳才《曹丕集校注·序》將曹丕歌分為四類：一是宴飲、田獵和遊樂；二是軍事活動和政治理想；三是人生無常的感慨；四是男女情愛與離愁別緒。並認為曹丕對中國詩史的貢獻乃在於“他在藝術形式上的創新”。徐定祥《論曹丕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建安文學研究文集》，黃山書社1984年版）對論者將曹丕詩歌排斥在現實主義範疇之外深為不滿，他說：“曹丕的詩歌不僅題材不狹窄，而且有的直接地、較為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他的遊子思婦、愛情篇章不僅從側麵反映了動蕩亂離的現實，而且反映了當時社會心理。”飲宴之作“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作者還認為曹丕的一部分詩歌中表達了“積極的政治態度和豪邁的情懷”。更多的學者不再執著於曹丕詩歌是否具有現實主義因子的討論，而是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新的觀點。葛曉音《八代詩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指出：“他（即曹丕)的詩也就很少表現建功立業的壯誌，而往往是懷著悲觀迷惘的心緒探索人生的意義，力圖借任自然的哲學獲得解脫。”此論別開新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胡明《關於三曹的評價問題》認為：事實上，曹丕詩中表現“世積亂離、風衰俗怨”“這一類詩數量上少，心理情緒上也不占上風。……曹丕的詩歌心理情緒與表現興趣更多的放在男女相思情愛題材上”。“呈現出一派清綺婉約所謂‘陰柔美’的風情辭色。”作者進而認定“曹丕詩歌創作心理中潛藏著”“性自我設計或者說吟詠主體的性角色定位”。這種對曹丕性心理的探測是前所未見的。
陳飛之《曹丕詩歌的內容和風格》（《廣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2期）、周欣《論曹丕詩歌創作》（《求是學刊》1992年第6期）等論文比較全麵地論述了曹丕詩歌。陳文認為：“曹丕詩內容豐富，風格壯麗，是建安詩歌中期的代表，曾為我國抒情詩的發展做出了某些開創性的重大成績。”周文指出：“曹丕的詩歌創作往往在題材的選擇上顯示出互相矛盾的取向。”與此不同，另一些論文隻從某一特定的視角來審視曹丕詩歌。韓暉的《論曹丕詩歌的悲劇意識》（《廣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認為曹丕詩歌的獨特悲劇意識表現為矛盾的時間取向、矛盾的觀照方式。
周家駒《曹丕放議》一反成說，他認為“曹丕蔑視傳統的儒家詩教”。“他隻是執著地用詩歌表現自己，唱出自己生命的覺醒、人生的體驗、主觀的感受和情感的奔騰，展示著真實而自在的心靈。”“總之，曹丕詩歌給建安詩壇帶來的是充滿生機的奇葩和交耀異彩的美色。……也可以稱曹丕是‘改造詩歌的祖師’了。”李洲良《三曹詩歌的意象與風格》（《北方論叢》1991年第4期）認為：曹丕詩歌的意象是小、弱、柔、麗。“構成了清麗婉約的意境。”“曹丕詩中的意象主要采用比興手法來組合。”傅正義《三曹詩歌異同論》（《重慶師院學報》1993年第2期）在比較三曹詩歌時指出：“曹丕詩主柔，有陰柔之美。”“中國詩歌文質並重的特點，由曹丕開始，由曹植完成。”
總之，隨著研究的深入，昔日的寂寞與單調日漸成為往日的回憶。學者們在肯定曹丕詩歌藝術成就的同時，對曹丕詩歌的思想意蘊進行了多角度的探索。
3.文論家曹丕
與對曹丕的人品和詩歌的評價迥異，對曹丕文論的評價一直為學界所關注，並且評價較高。郭沫若《論曹植》一文許之以“文藝批評的初祖”。王巍《建安文學概論》中指出：“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這些觀點都是極可貴的，都觸及到了文學自身規律的問題，體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它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張可禮《建安文學論稿》條分縷析地歸納了曹丕文論的重要貢獻，作者認為：一、曹丕文論第一次充分地肯定了文學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二、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文氣說；三、首次提出了“詩賦欲麗”的新見解；四、對文章體裁的認識；五、開一代文學批評之新風。胡明《關於三曹的評價問題》更簡捷地說：“《典論·論文》……涉及本體論、創作論、風格論、作家論。”以上觀點亦是大多數學者的共識。然而在對曹丕文論的具體內涵的理解與評價方麵也存在著一定的分歧。略舉數例，以明其異：
吳孟複《曹丕“文氣”說淺析》（《建安文學研究文集》）認為：“曹丕講‘文以氣為主’其實是說‘文以氣清為主’。氣清就是‘清峻’‘通脫’的表現，亦即‘任氣’的意思。”
呂美生《論曹丕“文氣”說的曆史淵源》（同上）認為：“曹丕的‘文氣’說，不僅是對‘氣質為體’的藝術革新現象的理論概括，也是對‘文體之變’這一文藝思潮發展軌跡的科學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