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壽凱《〈典論·論文〉中的兩個問題》（同上）分別談了他對文氣說與大業說的看法。作者認為：氣乃指“作者的精神力量以及這一精神力量所外化的作品的藝術力量”。而大業說則是“針對曹植而言的，從中可以看到這一文藝思想鬥爭中如何交織著政治上的權位鬥爭”。
周振甫《文學的自覺時代的文學》（《許昌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中指出：所謂“文學的自覺”不是指“不必寓教訓”和“加以壯大”，而是“應該說‘文學的自覺’表現在‘詩賦欲麗’上，‘麗’是指綺麗，是一種風格，即‘文學的自覺’表現在具有風格上”。
盧佑誠《曹丕文學價值觀新論》（《西北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認為：“曹丕在中國文學價值思想史上的地位，一如意大利詩人但丁。……曹丕第一個衝破儒家傳統價值觀的束縛，勇敢地呼喚文學自身的價值。把文學由政治、倫理的附庸地位解放出來。使其有了獨立的品格，有了自身獨特的價值。”
王開國《曹丕的文學觀》（《重慶師院學報》1994年第2期）則認為曹丕的文學觀念，表明了他的複雜心態。“他以文學家的技巧曲折地表達了他的文學觀念，而又以政治家的精明置文學於既重且輕的複雜地位。”
吳光興《中國詩史實錄大綱》（《文學評論》1994年第6期）指出：“鄴下文壇領袖曹丕《典論·論文》‘詩賦欲麗’一語所表達的理論觀念其實質就是引賦入詩”，而引賦入詩又是“中國詩歌自覺時代的啟動”之標誌。
顧易生《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曹操文學批評與曹丕、曹植文論中若幹問題新探》（《文史知識》1993年第10期）一反舊說，該文指出：“以‘麗’論賦，則久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曹丕所推崇的‘文章’，主要指學術著作和有關政教的文獻。”“取消文學位置當然不對，如把文學置於所有其他事業之上，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曹丕《典論·論文》中輕‘榮樂’與‘飛馳之勢’而重文章之論，驗諸其本人作為，殆有矯飾之處。鄙意妄度，這或許是競爭作接班人表示的一種姿態吧！”
顯然，在曹丕文論的研究中，絕大多數學者充分肯定了他在文學批評史上和古代文論史上的開拓之功，許多論者從不同的方麵剖析了曹丕文論的內涵。
四
建安文學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內的熱點之一，作為“建安之傑”的曹植更是受到了特別關注。傳統的問題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新的領域、新的課題被不斷地開拓而出。主要研究成果有兩類，一是文本校注資料彙編；一類是專著與論文。前者可以《曹植集校注》（趙幼文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三曹年譜》（張可禮編，齊魯書社1983年版）、《建安文學資料彙編·曹植卷》（河北師院中文係編寫，中華書局1980年版）等為代表。在後者中，有曹植研究唯一的專著——鍾優民的《曹植新探》（黃山書社1984年版）。還有張可禮的《建安文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王巍的《建安文學概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各類刊物上發表的二百篇左右的學術文章（內含三曹比較研究）。這些專著和論文對曹植的生平、思想和文學創作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論。概括地說，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麵。
1.關於曹植生平事跡的考辨
1949年前，曹植生平事跡的考證是曹植研究中的薄弱環節。1949年以來，經過學者們的努力，這一現狀才得以改觀。徐公持《曹植生平八考》（《文史》第十輯）是這一方麵的力作，作者就建安中曹植是否就國、奔父喪及始就國、初次獲罪事實、貶爵安鄉侯等問題發隱抉微、詳細考辨，糾正前人之失誤，啟發後人之思慮，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俞紹初《關於曹植初次就國的問題》（《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認為曹植初次就國在延康元年四月十五日左右。作者還認為“臨淄不是曹植居址，自然也不是他初次就國的地點”，據作者考證始就國的地點當在甄城。顧農《曹植生平中的三個問題》（《揚州師院學報》1993年第1期）就封臨淄侯後曹植是否就國、關於曹植第二次獲罪和曹植徙封浚儀王後曾就國等問題進行了考證，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楊栩生《曹植事跡舉疑》（《許昌師專學報》1986年第1期）就《送應氏》二首的寫作年代、延康黃初間徙封甄城、《洛神賦》的寫作時間等前人失考或史書失載的問題舉其所疑、陳其所見。
經過考證，原來被忽略的問題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原來積疑的問題得以冰釋。從而使人們對曹植的生平有了越來越清晰的了解。凡此均具有實實在在的學術價值。
2.關於曹植在政治領域內表現的評價
關於此，上世紀50年代有一場小規模的討論。郭沫若《論曹植》（後收入《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於1952年改訂再版。作者在該文中駁斥了王通、丁晏的忠君愛國說，指出：“丁晏在道德方麵盡力為陳思王粉飾洗涮……總不免有點迂腐的。”曹植早年“行事未免太欠磊落”、“自尊自大不可一世”，後來受曹氏父子打擊，“委實也咎由自取”。文章一反成說，頗為引人注目。《文史哲》1955年第1期刊出賈斯榮《關於〈論曹植〉》一文與郭文商榷。賈文認為曹植是具有“浪漫不羈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比較起來，他的行為卻是光明磊落得多的”。並認為郭文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觀片麵性的”。《曆史研究》1957年第2期刊出張德鈞《關於曹植的評價問題》，支持郭文觀點，駁難賈文。張文認為曹植“終因違法亂紀失寵，和玩弄權詐術事敗，乃沒有奪去曹丕以兄長身份本來應作太子繼承王位的權利”。並認為許多迫害事件與曹丕沒有關係。廖仲安在《文學遺產》增刊7輯發表了《關於曹植的幾個問題》，文章認為高教部審定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對曹植的評價“帶有很大的片麵性”。曹植“並不是一個像一般人所描寫的單純、善良的‘被壓迫者’”。以“光明磊落”許植是“違背曆史事實的‘益價’之論”。至此，這場討論便告一段落。
事隔二十餘年後，徐公持於1983年在《文學遺產》第1期發表《關於曹植的評價問題》，作者首先回顧了50年代的討論，歸納了各家論點，繼而就曹植前後期的評價與曹植的文學成就的評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檢討了郭、賈、張、廖文章的得失。作者認為，建安中“曹植總的來說沒有用術”。後期曹植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了特別的苛待，他後期詩文中的痛苦和不滿不能僅僅以個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釋。無疑較之於50年代的討論，徐文的立論是公允的。
曹道衡1984年在《遼寧大學學報》第3期發表了《從魏國政權看曹丕曹植之爭》，文章指出：“在這場王位繼承權鬥爭中，曹丕其實處於壓倒優勢而曹植處於絕對劣勢。……在這場鬥爭中，與其說曹植是出於野心，還不如說更多地表現了他的幼稚與躁進。在我們今天來看王位繼承權的鬥爭本來是無是非可言的。不論曹丕或曹植誰爭到了繼承權，結果也都不過當封建的‘大魏皇帝’。”是見甚為精辟。
胡明《關於三曹的評價問題》（《文學評論》1993年第5期）對政治領域內的曹植做出了新的評價，作者認為：“他在政治上是個——尤其他晚期頭腦清醒時——有才幹、有雄心、有城府，並善於忍讓韜晦的‘精明人’。”此論可為一家之說。
3.關於曹植文藝思想的評價
傳統觀點認為：曹丕將文章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是文論的正格；而曹植則聲稱“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忽視了文學的作用，是文學批評的變調。所以曹植的文藝思想是保守的退步的。1949年以來，許多學者反對此論。顧農《曹丕曹植文藝思想比較觀》（《許昌師專學報》1985年第1期）認為：“‘小道’雲雲隻是曹植一時的憤激之辭，並非全盤抹殺文學的作用。……他對自己的文學事業其實是充滿信心的。”鍾優民《曹植新探》認為丕、植二人在論文上既有相通之點，也有不同之處，曹植文論乃是“獨樹一幟，自成體係”的。張可禮《建安文學論稿》指出：“我們不能根據曹植那幾句激憤的言辭就斷言他輕蔑文學”，曹植的文學批評“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見解”。
裴登峰、張廷銀《略說曹植的文藝觀》（《青海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認為：曹植“在作品中涉及到的有關對文藝的價值作用、文學創作機製，‘文’、‘實’關係及文藝鑒賞等問題的見解，至今都具有可取之處”。陳飛之《論曹植的詩學思想》（《文學評論》1988年第3期）探索了曹植的詩學思想，認為曹植詩學思想與曹丕等的人“綺麗”詩論大異其趣，對詩歌的藝術特征和社會功能、創作原則和批評標準、詩人的修養、寫作經驗等方麵有明確的認識。“比較係統地反映了這種文學上自覺的美學認識。”“對於中古詩學的發展具有提綱挈領的開創意義。”
顧易生《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曹操文學批評與曹丕、曹植文論中若幹問題新探》指出：“比較起來似以曹植賦論，更能代表這個文學自覺性發展重要階段的審美趨向與時代精神。”對於曹植何以貶低辭賦為小道的原因，顧文也提出了新見。他認為魯迅的解釋“有其卓識，也有未安處”。“他（即曹植）辭賦寫得好，愛好辭賦，卻不希望被人看作辭賦家，故此須要鄭重聲明。”“其創作動機可以說是純文學的，也有反傳統意義的。”“曹植以辭賦為小道，並非以‘文章’為小道，這點也須辯證。”
4.關於曹植文學創作的研究
郭沫若《論曹植》一文認為：曹植作品的“形式多出於摹仿”、“開了六朝駢儷文字的先河”，“曹子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識湊成了他”。多數學者不同意此論。徐公持《關於曹植的評價》主張：“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從藝術形式看，曹植在創作上的成就不能低估。”此論代表了大多數學者的共同認識。當然也有例外者，如黃昌年《曹植是建安時期最傑出的代表詩人嗎》（《荊州師專學報》1983年第3期）認為曹植詩歌不符合反映動亂與民生疾苦的要求，不能視為建安時期最傑出的詩人。
較多的學者將曹植創作分為兩個時期進行研究，認為以曹操去世為界，曹植前後期的創作有明顯的差別。小星《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延安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認為“不幸的人生經曆，使曹植後期創作與前期創作相比竟判若兩樣”。“他後期的大多數作品包含他心靈深處巨大的哀痛，展現著他悲傷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劇性就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基本特征。”有些學者在承認前後期有所不同的同時，又認為不能將前後期斷然分裂成二橛，前後期之間依然有內在的邏輯的聯係。王寬行《從曹植贈送詩看其前期的政治處境與思想》（《鄭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指出：“就曹植一般的生活經曆和政治遭遇來說，前後期確實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政治抱負及其實現來說，則前後兩期基本上是一致的。”王紹良《曹植二題》（《北方論叢》1988年第3期）則認為傳統的兩個時期的劃分失之準確。“從時間上看，曹植的悲劇生涯並不肇始於曹丕稱帝。”並認為曹植前期作品的風格對後期有決定和影響作用，前後期作品風格特征互有交叉的現象。
關於曹植詩歌的思想內容，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學者們多重視其現實性人民性，常以他的《送應氏》、《泰山梁甫行》等詩為例來析論曹詩內涵。“文化大革命”後，學者們多能夠客觀地審視曹植詩歌的特征。王雁冰《試論曹植詩的骨氣》（《北方論叢》1986年第4期）將曹植詩歌內容歸結為三個方麵：一是個人，二是國家，三是人民。“寫‘個人’又是三個方麵的主要內容。”陳飛之《曹植詩歌的體類及影響》（《中州學刊》1986年第3期）認為曹植“為我國抒情詩歌的發展創造了諸多體類，以至籠罩著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詩壇，對後來多種詩派的形成及發展，都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者將曹植詩歌分成遊仙、雜詩、詠史、宴遊、贈別、從軍、出塞、田園、山水等多種體類。
對曹植詩歌藝術成就的爭論也是頗為熱烈的。徐公持《略論曹植及其創作的特點》（《中國古典文學論叢》1984年第1輯）指出：“關於曹植的創作風格，曾經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不過我認為最突出的還是這樣兩點：一、雅好慷慨；二、詞采華茂。”鄭盂彤《建安風流人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將曹植詩歌表現手法歸結為：一、關於善於運用寄托、象征的手法；二、語言優美而樸素；三、節奏、音韻和諧、婉轉；四、善於抓住事物的特征而加以細膩深刻的描寫，不管是寫景或抒情都深切逼真動人。
近年來學者多從美學的角度透視曹植詩歌藝術，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張晶《論曹植詩歌的抒情性》（《遼寧師大學報》1993年第5期）指出：“從漢代樂府到魏晉南北朝樂府歌詩，發生了深刻的變異，建安時期是變異的關捩。曹植樂府詩代表了樂府變異的趨勢。曹植繼承並融合了漢樂府民歌與文人古詩的傳統，形成了獨特的風貌，有強烈的抒情性，使抒情主體得以多方麵的展現。曹植樂府詩‘詞采華茂’，代表了中古詩歌的審美傾向。”萬雲駿《從“文氣”說看建安詩歌》（《建安文學研究文集》）認為曹植的詩多表現陰柔之美，與曹操的陽剛之美雙峰並峙。裴登峰《曹植詩歌的陰柔之美》（《西北師院學報》1991年第1期）則與萬文見解相左。作者認為“曹植詩歌的審美特征是多樣性的，不可劃一而論”。“曹植的詩歌既體現著陰柔之美，同時也體現著陽剛之美，並且陽剛之美不亞於陰柔之美，是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的和諧統一。”並從哀怨低回、含蓄委婉、女性形象三方麵分析了曹詩的陰柔美。作者另撰《曹植詩歌的陽剛之美》（《西北師院學報》1992年第2期）一文，具體分析了曹詩的崇高美雄壯美。作者還撰有《曹植詩歌意境美探析》（《西北師大學報》1993年第4期）一文，將曹植詩歌的意境美歸納為：一、博大遼遠、空闊蒼茫的意境，使作品呈現出動人的壯美；二、展開想象的翅膀，讓思緒飛翔在仙境裏，把人們帶進一個夢幻、神話般的藝術情境，使作品呈現出誘人的幻美；三、狀物繪景，創造了悲涼傷感、色彩繽紛、清麗明淨的意境，使作品呈現出可人的優美。李洲良《三曹詩歌的意象與風格》（《北方論叢》1991年第4期）以曹操、曹丕詩風為參照體，認為曹植詩歌呈現出“雄奇之美、飄逸之美、婉約之美”。錢誌熙在《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中運用審美、曆史、邏輯相結合的方法，剖析了曹植詩歌的藝術風貌。作者認為：“實際上曹植這時期（即後期）是皈依於莊騷結合的藝術境界。”“曹植後期的創作，由客觀美的表現轉為內心世界的揭示，將心靈活動外化成藝術形象。”
遊仙詩是曹植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曹植遊仙詩的評價存在著歧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界對曹植遊仙詩多持否定態度。《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推出陳飛之《應該正確評價曹植的遊仙詩》一文，結束了無專文論述曹植遊仙詩的曆史，對長期以來否定曹植此類作品的現象提出了批評。1987年第6期《文學評論》刊出張士驄《關於遊仙詩的淵源及其他》和張平《有關曹植遊仙詩的幾個問題》兩篇文章，與陳文商榷。張士驄文認為曹植遊仙詩是他信奉長生之道的藝術反映。張平文認為如何理解曹植的遊仙思想是評價其遊仙詩的基本出發點。陳飛之在《廣西師大學報》1991年第2期發表《再論曹植的遊仙詩》，從曹植遊仙詩創作的文學淵源、指導思想和藝術寄托等方麵申述己見。作者認為曹植遊仙詩主要源於《楚辭》及楚巫文化，詩人創作的主導思想是漢魏名理學，其動機是詠懷，其藝術寄托包括暗示性、意向性、反襯性、比擬性等多種方式。
近年來對曹植辭賦的研究也有了進展。李伯齊、王琳《曹植賦簡論》（《建安文學新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指出：學術界對曹植的評論側重於詩歌，其他文體的研究比較寂寞。“要準確評價子建的文學業績，就不能小視他的辭賦。”該文還認為子建的辭賦，大都以抒情述誌為旨歸，多方麵地表現了社會圖景和心靈曆程。鍾優民《曹植新探》指出：“作為辭賦家的曹植，在建安諸子中亦堪稱卓越代表。”並從內容上將曹植賦分為紀功序誌、哀離述怨、感時詠物、男女戀情四類。周建忠《曹植對屈賦繼承與創新的動態過程》（《江西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將曹植一生分為建安、黃初、太和三個階段，分別探究了曹植賦與屈原賦的關係。
《洛神賦》舊有感甄說與寄心君王說，1949年以來後說漸衰而前說興盛。郭沫若《論曹植》即說：“子建要思慕甄後，以甄後為他《洛神賦》的模特兒，我看應該也是情理中的事。”鍾優民、王巍等學者支持郭說。鍾優民《曹植新探》認為“以曹植的風流豪放，他在《洛神賦》裏抒發了對甄後的愛慕以及對其慘死的深切同情，不足為奇”。王巍《建安文學概論》亦不否定感甄說。近年來，許多論者突破舊說，提出了新見。張亞新《略論洛神形象的象征意義》（《建安文學研究文集》）認為洛神是子建抽象的理想抱負的形象化身，《洛神賦》是表現作者對於美好理想的熱烈追求，以及追求失敗、理想破滅後悲憤淒苦心情的作品。吳光興《神女歸來——一個原型和〈洛神賦〉》（《文學評論》1989年第3期）認為《洛神賦》是一次幻覺經驗的記錄，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古老原型在曹植時代必然流露的一個實證。徐天祥《論曹植的政治悲劇及其對創作的影響》（《江淮論壇》1994年第3期）則認為：“作者寫美女、寫洛神，實以此而自況，抒發的是自己鬱抑不得誌的孤獨之感。”
5.曹植與其他詩人的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可分為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橫向比較是同時代詩人之間的比較，主要指曹植與曹操、曹丕、王粲、劉楨等建安詩人的比較，尤以三曹比較為多。胡明《關於三曹的評價問題》認為“曹植決不是一個華而不實的文學之士，他在政治上也是一個‘精明人’”，“他匡大而深遠的示範意義在中國詩歌史上是光芒四射的，他的‘建安之傑’身份便在他的創作文本的示範價值。”陳良運《三曹三辯》（《南昌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指出，在文學思想上，曹植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與政治功利觀念的左右；在文體上，曹植使五言傑作成為洋洋大觀；在詩歌氣象上，曹植前期與曹丕詩歌藝術大致相類，後期多怨憤之氣。傅正義《三曹詩歌異同論》（《重慶師院學報》1993年第2期）從數量題材、思想內容、藝術風格、表現手法、語言色彩、藝術形式六個方麵進行了比較，認為三曹詩各有千秋、各有成就。此外尚有趙福壇的《略論曹氏父子和他們的詩》（《廣州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王昌猷《論三曹詩“氣”及其風格差異》（《安徽師大學報》1984年第2期）、李南岡《試談三曹詩歌的審美特征》（《東北師大學報》1983年第2期）、李洲良《三曹詩歌的意象與風格》（《北方論叢》1991年第4期）等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對三曹進行了比較研究。
縱向比較是異代詩人之間的比較，論者常以曹植與屈原、曹植與阮籍、曹植與陶潛等詩人進行比較。小星《曹植與屈原文學創作之比較》（《延安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認為曹植與屈原創作的相同之處有三：一是對美好政治理想的堅持和追求；二是發憤以抒情；三是比興象征的表現手法。其不同之處在於：一、曹植作品更注重於寫實；二、感情表現不同；三、悲劇精神不同。虞德懋《曹植與阮籍詩歌意蘊比較》（《揚州師院學報》1990年第4期）認為曹植阮籍詩歌“流注著顯豁的遷逝流變之感，骨力蘊藉深厚，深刻展現出那個大時代人的覺醒的詩歌主題”，“其詩依歸且製約著漢魏詩歌發展的總趨向，詩歌意象、風格各臻其美”，“其詩美學意蘊顯現出時代哲學精神的內在的深刻矛盾，表現了詩人對美的可貴追求”。該作者的《曹植與陶潛詩歌淵涵比較》（《揚州師院學報》1991年第4期）認為曹、陶二人均得力於中古文化儒道互補的人文精髓，但在各自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層次上、文化人格上、詩歌審美風格上有不同的表現。此外，該作者還撰有《曹植詩歌藝術影響摭論》（《揚州師院學報》1989年第4期）從體裁與題材、氣骨與辭采、人格與詩境等方麵闡述了曹植詩歌藝術對後世詩人的影響。
可以看出45年來曹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績。其間既有宏觀的審視，亦有微觀的解剖；既有新方法的探測，也有傳統方法的深入。研究者的整體素質在日漸提高，研究者的視野在逐步擴大，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來，曹植研究和整個古代文學研究一樣打開了新局麵，創出了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