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屈分野，判若鴻溝。
顯然，《莊子》自有其獨特的詩史價值。不是《詩三百》和《楚辭》所能替代的。先秦時代《詩》、《莊》、《騷》相繼崛起，如同三條粗大的根係，共同支撐起中國詩史的參天大樹。
四
無論共時性的考察還是曆時性的探究，都不難發現，中國詩史的肌體內始終流淌著《莊子》的血液。
兩漢是一個詩思消歇的時代。漢代儒士采用斷章取義的詮釋法，先變《詩三百》為“經”，繼而，又變《離騷》為“經”，扼殺了《詩三百》和《楚辭》的生命力，把它們製作成僵硬而貧血的政治標本。至於《莊子》則被他們久久地遺忘了。直到漢末魏初才有了根本的轉變。漢魏之際《詩》、《騷》、《莊》的詩史位置得以確立，並呈現三源合一流的趨勢。其中，《莊子》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一到魏晉間，莊子的聲勢突然浩大起來，……莊子突然占據了那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由於莊子思想和藝術精神的博大無涯，魏晉詩人對《莊子》的認同體悟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現為一個漸進的動態過程。
《古詩十九首》以其“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陳繹曾《詩譜》）突破了《毛詩序》“詩言誌”的藩籬，大膽地將朋友闊絕、男女相思、歎老嗟卑、知音難遇、逐臣失意之情寫入詩中。稍後，建安詩人進一步開拓了“真情”、“至情”的範疇，使詩歌與人類情感緊密扣合；在特殊文化背景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代詩人，其人生追求往往與政治、社會、仕途、功名聯係在一處，限於主客觀因素，個人的期望常常會遭到挫折，或者完全落空。有時不僅無法實現自我價值，甚至會有性命之憂。一代天才曹子建就是這樣，他後期生活名為藩王實同囚徒。理想的失落、生命的變幻莫測，使他自覺地投靠《莊子》，沉浸於《莊子》的士大夫人格境界以消解生命的悲劇意識。莊子思想與中國失意士人的全方位結合，當始於此。此後，莊子思想便成為曆代失意、潦倒之士的精神避難所。正始時期，阮籍、嵇康以老莊為師，用自然對抗名教，在王弼何晏正始玄學之外別開竹林玄學一途。嵇康“手揮五弦，目送歸鴻”的逍遙，阮籍“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的悲愴，與莊子精神遙相呼應。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正始詩人繼承了莊子批評黑暗現實，衝決封建禮教羅網，向往精神自由境界的思想和行為；晉宋玄言詩，“詩必柱下之指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文心雕龍·時序》），直接將老莊義理用韻語排列。玄言詩之衰亡與《莊子》的興盛，雄辯地說明：詩之所以為詩，在於詩之魂，不在於詩的外層形式；晉宋之際陶淵明因時局險惡，壯誌難酬，毅然掛冠歸去，隱居潯陽，躬耕壟畝。他“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純真人格，“久在樊籠中，複得返自然”的欣喜之情，“采菊東籬下，悠悠見南山”的怡然自得，無不與莊子的思想境界和藝術精神妙合無垠。稍後，謝靈運在青雲失路後，寄情山水，寫出了大批山水詩。莊子之後，將自然美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進行觀照，進而創立田園詩派山水詩派，是陶淵明和謝靈運的功績。從此，湖光山色、林泉籟韻作為新的美感範疇全麵進入了詩史領域。如此，莊子終於一步步一層層占領了中古詩壇。
徐複觀先生說：“在莊子以後的文學家，其思想、情調，能不沾溉於莊子的，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屬於陶淵明這一係統的詩人中，更為明顯。”誠如斯言，即以偉大詩人李白、蘇軾而言，古人早已指明：“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詩以出於《騷》者為正，以出於《莊》者為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劉熙載《藝概·詩概》）太白東坡二人豪放曠達的性格、傲岸不羈的人格、浪漫神奇的藝術境界與《莊子》密不可分。因二人氣質經曆、處世方式的不同，其詩文又各具特色。大體說來，太白更多地接受了莊子“那嬰兒哭著要捉月亮的天真”，而東坡則更多地繼承了莊子“那神秘的悵惘、聖睿的憧憬”。天真者多沉溺於幻境，多自信自負，多放浪形骸，多奔放之激情，故常常放聲歌唱“大鵬一日隨風起，扶遙直上九萬裏”（《上李邕》），“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將進酒》）；悵惘者則多憂患意識，多理性的思索，多人生無常的慨歎，故時時詠歎“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遷居臨皋亭》）；“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過灘》）；“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遊”（《鬱孤台》）……在藝術表現方麵，太白喜歡用純樸天真的詩情、誇張變形的意象，袒露強烈的主觀情感，“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意接而詞不接，發想無端，如天上白雲，卷舒滅現，無有定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東坡則在飄逸灑脫、自然流轉的同時，擅長於細致的觀察與冷靜的思考，“如導師說天上妙諦，如飛天仙人下視塵界”（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十），顯然，二人從精神、人格到創作個性、詩歌風格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莊子思想境界、藝術特質的熏陶。
從對魏晉詩壇和陶李蘇三大詩人的析論中，可以看出莊子藝術精神滲透於一部中國古代詩史。而以上論述尚未包括《莊子》對中國古代文論領域的開拓性貢獻。
當《詩三百》成為曆史的絕唱，當《楚辭》的魔笛尚未奏響，詩歌那寂寞的天宇突然間響徹了天籟之聲——這就是《莊子》。《莊子》的審美情感開拓了詩的疆域；莊子創造了豐富的意象、全新的意境和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莊子》的藝術精神超越了同類文化典籍，足以與《詩三百》、《楚辭》鼎足而三；在塑造中國古代詩人心態，建構詩人人格模式，規範詩歌創作流向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不僅‘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秦漢以來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響下發展。”至此，我們似乎可以肯定地說：《莊子》是中國詩史的三大源頭之一，不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