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人間詞話》將意境分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物我對峙；無我之境以物觀物，物我兩忘。莊子哲學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之境，又可稱為“吾喪我”之境。“我”指偏執的我，斤斤計較於一己得失的我，蔽於成見同於流俗的我，物與我相互對立的我。隻有消解這樣的“我”，才能進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澄明境界。從美學詩學的角度看，這是審美的境界，是詩化的境界。它既是詩論史上“無我之境”理論的發源地，又是詩歌史上“無我之境”的首次呈現。同時，“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裏最具特色的兩個產品。正如達摩是畫中有，詩文中也常有一種‘清醜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界。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者，則是莊子”。
莊子也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在《莊子》中，既有昆侖神話係統的產品，也有蓬萊神話係統的產品。……如果說，它借助昆侖神話表現出從現實社會超脫到天國、自然之中的觀念行為，呈現出磅礴雄偉的氣勢；那麼，它借助蓬萊神話則表現出‘逃遁’心靈、靜心養氣的觀念行為，呈現出淡漠超然的氣勢。這兩種風格分別成為古典浪漫主義全部作品的風格基礎。”甚至，有人認為屈賦中並沒有真正的浪漫主義，代表中國浪漫主義審美理想的真正源頭的隻有《莊子》。是不是可以作這種結論，還有待於進一步討論。但至少可以肯定《莊子》是中國古代浪漫主義的源頭之一。
概之，《莊子》的情感溢出了倫理道德的堤壩，為詩歌創造開辟出新的天地；莊子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意象意境，開創了浪漫主義風格。從本質上看，莊子是一位“天生的詩人”，《莊子》具有“詩歌的原質”（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
二
《莊子》的藝術精神和藝術價值遠遠高出於同類文化典籍。
在先秦諸子中，墨家和法家認為審美與藝術不具有直接的功利作用，從而漠視藝術的價值。此處略而不論。對中國藝術精神發生根本性影響的隻有儒道兩家。孔子作為塑造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的曆史巨人，同時亦具備詩人氣質，其“吾與點也”的瀟灑情懷即為明證。不過，他更多地關注於社會倫理道德規範，更多的投身於平治天下的事業。因而，與其說他重視詩歌，不如說他重視詩歌的社會功用。他明確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他認為詩歌隻具有“興”、“觀”、“群”、“怨”四種社會作用，他還規定了“思無邪”、“中庸”等審美思維方式……一言以蔽之，他的詩學理論從屬於他的社會人生哲學體係。提出“以意逆誌”、“知人論世”的孟子和提出了“詩以言誌”的荀子，繼承了孔子詩學精神，對文藝社會功用的強調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原始儒家的不懈努力，使中國詩歌從先秦時代開始，便與國計民生、政治教化緊密綰結。其功過是非，一言難盡。
《周易》的卦爻辭是上古時代最早見之於文字的歌謠，它們還達不到“詩”的標準，最多隻能算是一些不成熟的詩。倒是其中的一些概念（如“神”、“意”、“象”等），因在客觀上與審美思維和藝術精神相通，對詩學史有一定影響。
老子是道家的始祖，他的哲學體係以“道”為最高範疇，他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直接啟迪了莊子思想。同時，《老子》一書文采斐然，有比興手法、有形象描繪、有強烈的情感，並且，其句式、韻律更接近於詩歌形式，被人稱之為“長篇哲理詩”。然而，從思想體係上看，《老子》思想屬於社會政治學說，他依據“反者道之動”（《老子·三章》）的原理，設計出“無為無不為”的以反謀正之術。難怪《漢書·藝文誌》稱其為“君人南麵之術”。漢初以黃老之術並稱，不是偶然的。而莊子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境界，“莊子思想本身就是一首絕妙的詩”。從藝術手法上看，“《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之妙，得於《詩》”（吳世尚《莊子解》）。《易》之“象”並非詩歌的意象，而是由“——”“－－”兩爻疊加組合的符號。《老子》的“象”亦是比較抽象的。雖然，《老子》中有“車輻”、“戶牖”等具體物象，有“猶之，若畏四鄰”（《老子·三十一章》）等新穎的喻體，不過，與《莊子》豐富的意象清晰的意境相較，《老子》尚停留在簡單的比附階段。二者雖不能說有霄壤雲泥之隔，卻分明屬於兩個不同的層次。
概之，在先秦文化典籍中，《莊子》具有同類文化典籍所不具備的詩歌藝術特質。
三
《莊子》亦具有《詩三百》和《楚辭》無法替代的詩史價值。
《詩三百》與《莊子》、《楚辭》的區別甚為明顯。一是產生時代不同。據考證《詩三百》中最晚的一篇是《陳風·株林》，它形成於公元前600年或前599年。而屈原則誕生於前340年，相差二百餘年。莊子生平難考，學界認為他大約與孟子同時，略早於屈原。這一推論當是基本可信的。二是文化背景不同。《詩三百》基本屬於北方的中原文化係統，而《莊子》、《楚辭》主要反映的是南方荊楚文化係統的特色。三是作者的哲學素養不同。英國學者柯勒律治說：“一個人如果同時不是一個深沉的哲學家，他決不會是偉大的詩人。”先秦時代，隻有莊子和屈原可以稱為偉大的詩人。四是莊屈之“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上天入地，神遊八極、情思飄逸的浪漫主義特色。《詩三百》則多用現實主義手法，再現現實生活的情景，歌詠現實中人與事。五是屈原突破了《詩三百》的比興模式，使比興手法係統化規範化，莊子屈原創造了瑰麗雄奇、變幻莫測的審美境界。
莊屈同是晚周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自其同者而言之，“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於死，或迫於無所有之鄉，隨其所遇而變耳。故二子所著之書，用心恢奇，逞辭荒誕，其宏逸變幻，亦有相類”（陳子龍《譚子莊騷二學序》）。自其異者而言之，則“莊、騷實二，不可以並”（龔自珍《最錄李白集》）。屈原繼承了儒家憂國憂民的情懷，自覺承擔起曆史的重荷，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與屈子那殉道的精神和獻身的熱忱不同，莊子不與統治者合作，他淡泊功名，誌在山林，趣入皋壤，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性的解放。一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一個“不為軒冕肆誌，不為窮約趨時”（《繕性》）。盡管同樣值得敬之重之，卻分屬兩種情操類型、兩種人格模式。此其一也。屈子“這種激情的傾訴，表現了一個自我生命存在的曆煉與掙紮；因此，自我性的突顯，可以說是《楚辭》文學的特征”。這與《莊子》的追求恰恰相反。故《楚辭》多“有我之境”，《莊子》多“無我之境”。此其二也。屈原擴大了、深化了《詩三百》比興意象，“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以水深雪霧為小人”（《文選·張衡〈四愁詩〉序》），形成了相成穩定的比興結構，而莊子意象卻更為龐雜奇詭不拘一格，沒有固定的格式。此其三也。屈子雖然上遊天庭，下窮九泉，他的心卻始終不曾忘懷故國，忘懷民眾。其詩歌意象屬於政治倫理之載體。這與儒家詩教有扣合之處，而與莊子將審美情感傾注於永恒的自然大異其趣。故清代學者劉熙載認為“詩以出於《騷》者為正，以出於《莊》者為變”（《藝概·詩概》），此其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