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實中的士人怎樣才能進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呢？莊子設計了這樣幾種途徑：
若一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
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大宗師》）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同上）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
歸而言之，莊子旨在要求人們消除求名求利的念頭，消除“智慧”的偽詐，消除肉體的貪欲，消除精神的焦慮，從而沉浸在一種物我兩忘、物我合一、空曠通明、虛一而靜的心靈境界。有必要指出：進入並保持此一境界隻是暫時的相對的，因為人畢竟生活在充滿複雜矛盾的人間世，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某種幻想的精神境界之中，往而不返。我們發現，在一切天人對峙的場合，莊子無一例外的主張順應自然，反對人為。他說：“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秋水》）“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養生主》）這是不是說莊子的人生實踐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觀意誌，使人成為“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行屍走肉呢？我看不是！因為順天隻是隱士人格的一個層麵，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層麵：不順人。後者的存在足以表明莊子的隱士人格是一種獨立人格！莊子不是混世主義者也不是順世主義者！他是一位誌士，也是一位鬥士。他並非“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天下》），相反，他將是與非、愛與憎、美與醜、善與惡、真與假分得一清二楚，它們之間絕無可以調和的餘地。
他始終與統治者分庭抗禮，絕不媚顏屈卑，絕不同流合汙，真正做到了“不為軒冕肆誌，不為窮約趨俗”（《繕性》）。他寧可“處窮閭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而不願“舐痔得車”（《列禦寇》）；他寧可“曳尾塗中”，而不願“藏之於廟堂之上”（《秋水》）；他視相位如同腐鼠，自比為“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澧泉不飲”的鵷雛（同上）。《山木》篇載：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也？”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焉？”
在他的筆下有一個傲對王侯、蔑視利祿的隱士群，他們之中有認為堯“賊天下”而逃堯的許由（《徐無鬼》），有“守陋閭苴，布之衣而飯牛”的顏闔，有“環堵之室，茨以生草，篷戶不完，桑以為樞”的原憲，有“溫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的曾子（《讓王》），還有廣成子（《在宥》）、伯成子高、江陰丈人（《天地》）……
麵對相左的學術見解和相異的政治主張，莊子從未表現出含糊其辭、閃爍躲避、模棱兩可的態度，對於當時的顯學——儒墨之學，莊子的批判尤為激烈。他把儒家宣揚的仁義道德視為加在人的自然本性上的繩索，《馬蹄》曰：“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胠篋》曰：“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儒家的鼻祖孔子在《莊子》中處於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位置，時而因冥頑不化而遭到道家人物的訓斥、諷刺，時而作為道家理論的傳聲筒，直接宣揚道家思想，時而又被寫成幾經訓導終於開竅幡然悔悟的道家人物。對儒家所推崇的堯舜等“聖君”莊子亦不以為然，認為他們以仁義殘害人性。在儒家看來這是大不敬的行為，是對“聖人”的褻瀆。莊子認為，儒墨“隨其成心而師之”，他們的見解並不契合大道。顯然，莊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非湯武而薄周孔，大膽“剽剝儒墨”的思想家。
與此同時，莊子絕不與世俗同流合汙，他嫉惡如仇，對社會進行嚴肅的批判。《人間世》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在宥》曰：“今世殊死者相枕也，銜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是故，陳鼓應先生稱莊子為“整個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議分子”。
若說莊子人格，這才是真正的莊子人格！一方麵向往逍遙自由、天人合一之境界，力求在紛亂的世俗世界保持一份心靈的平靜，樹立起超凡脫俗的獨立人格；另一方麵為了實現自己的哲學主張，為了維護心靈深處的理想境界，絕不與世俗妥協，不與專製主合作，不與缺乏操守的士人為伍。他不是回避矛盾、遠害全身，聽從命運擺布，隨遇而安，消滅思想情欲，麻木不仁的混世主義者，也不是既超世又順世的遊世主義者，亦不同於“隱身而弗見”的隱士，他以一種清醒的理性主義態度處世，“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逍遙遊》）。這是一位是非分明、立場堅定的隱士，是一位風骨凜然、人格高潔的隱士，是一位開拓出獨特的精神境界的隱士，是一位建構出高明而精美的哲學體係的隱士。
三
莊子哲學的第三重人格境界是士大夫境界。首先有必要指明，士大夫人格境界固然是莊子人生哲學中不可割裂之組成部分，其精神意蘊與真人人格和隱士人格一脈相承，但是，不能將其與前二者混淆。從根本上講，莊子不主張與統治者合作，反對士人入仕。這是不爭之事實。除前引莊子及諸隱士言行外，還有許多證據。譬如《徐無鬼》中子綦聽說其子將與國君同食而且會澤及三族時，竟然“索然出涕”，並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征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之與之也？吾是以泣也。”正如這位父親不能阻止兒子出仕一樣，莊子亦深知他無法阻止士人進入仕途。畢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真隱士少而又少，大部分士人不論出於何種動機總得與統治者發生關係，一旦入仕就不能不承認專製製度的合法性，就不能不服從專製主的意誌，因之，莊子替他們（莊子稱之為“遊方之內者”）設計了一種新型的人格境界——士大夫境界。
這一人格境界的內涵可用“順人而不失己”或“內直而外曲”來概括。順人即在表麵順從專製主。在專製時代，對普通士人而言，這其實是不得不然的。《韓非子·說難》指出士人伴君有七種身危八種猜疑，且“人主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莊子·人間世》說國君們或“輕用其國”、“輕用民死”，或“其德天殺”。士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真乃“伴君如伴虎”。的確，在專製時代，無論是意在拯世濟民、建功立業的誌士仁人抑或為了一己之榮華富貴、聲色犬馬的利祿之徒，隻要一進入仕途，就如同“遊於羿之轂中”，無時無刻不處於被降黜、貶謫、流放、殺頭，乃至籍家滅族的危險之中。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迫使他們不得不順從專製主，至少在表麵不得不順從。那麼，在這種情勢下該如何處世呢？莊子提出的方案是：順人而不失己。莊子有一段為人所詬病的“名言”，其言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這常常被視作莊子為混世主義者的“鐵證”。如果莊子的思想僅止於此，縱然它不代表莊子本人的人格，亦可認定他犯了不可寬赦之罪。但事實卻不是這樣，論者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一句關鍵之語：“達之，入於無疵。”前三句所言隻是“順人”，此句所語乃是“不失己”。前者是手段，後者才是目的。不失己亦即“內不化”、“內直”。順人即“外化”、“外曲”。《人間世》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