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道統說首倡於韓愈。他認為堯、禹、舜、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於孔子，孔子傳之於孟子。“軻之死不得傳焉”（《韓昌黎集·原道》）。宋明理學家在賞識並接受其道統說的同時，把韓愈和全體漢唐儒師排擠在正統之外。他們認為孟子之後，道統千載不傳，直至程朱出世才“開曆古之沉迷”，複明聖人之道。現代新儒家則拒斥清儒，表明自己直承於程朱陸王。牟宗三先生說：“吾人須知宋明儒學與明亡而俱亡，已三百年於茲。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轉了。”縱觀中國儒學史，所有的儒士無不以孔孟之嫡傳者自詡，宋明儒師與現代新儒家尤為典型。不僅他們自己一向以道統之正統傳人自居，世人亦多以此相許。經過對原始儒學基本精神之體察和對宋明理學與現代新儒家的檢討，本章認為：宋明儒師與現代新儒家所謂的“道統”並不契合孔孟之“道”，他們的理論體係不唯沒有使原始儒學獲得新的生命與發展的契機，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學之真義，失落了原始儒學的人文精神。
一
孔子雲：“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裏仁》）。然而，道之真諦何在？千年以下，聚訟非一。今日學界具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數說：
仁
一個“仁”字最被強調，這可以說是他的思想體係的核心。
孔子思想以仁為核心，這已是一種公認的看法。
禮
“立於禮”，是他的思想中心。……孔子的曆史觀是禮的損益史。
“仁”的準繩和目標是“禮”，而“孔學”主要是“禮學”。
仁與禮的統一
孔子所說的仁，指的是合同。他說的禮，指的是別異。因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既不是仁，也不是禮，而是仁與禮的統一。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王道，說法雖不同。實質上都貫穿著儒家的這種共同的社會理想。
內聖外王之道
梁啟超說：“‘內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體，其旨在內足以修養而外足以經世。”這不免有點把“內聖外王之道”泛化的味道，不過以此為儒學的核心精神則是極其妥切的。照傳統的理解，儒學的核心確實在修己與治人的兩個方麵。
上說俱從不同的角度觸及了儒學的核心精神，又各有缺失。仁與禮之間（包括義、信、孝等道德範疇）是相互滲透、互為前提的。說仁的準繩和目標是禮，沒有錯；說禮的準繩和目標是仁，也未嚐不可。因之，不好斷然分開，以此代彼或取此舍彼。且“仁”說、“禮”說、“仁與禮統一”說俱可涵攝於“內聖外王”說之中。然“內聖外王”說亦非盡善盡美，其根本性的弱點乃在於未能標明兩者的關係。據此，本文認為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可用“修己以安百姓”一語表述。《論語·憲問》雲：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其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其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一部《論語》的核心精神，原始儒學的核心精神，俱由此段文字揭櫫而出。“修己以安百姓”的精神中涵攝著三大層麵：
基礎層麵：修己以敬。
“修己”亦即《孟子》中的“修其身”與《大學》中的“修身”。與後儒所謂“內聖”大體相當。修己之意有二，一是指用仁、義、禮等倫理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使自己由被動接受逐漸轉變為自覺地恪守；二是指培養自己“安人”、“安百姓”之術，即政治智慧與政治才能，這一點在後儒那裏常被忽視、被冷落了。倘無平治天下之術則壯誌與道德修養皆懸浮無著落。此處，孔子從眾多的道德範疇中，獨拈出一個“敬”來，其義安在？《論語》一書，“敬”凡21見，僅次於“仁”、“禮”、“信”、“義”之後。細按原文，我們發現：第一，“敬”所標明是一種有誠意的處世態度和心理狀態，與《孟子》、《中庸》、《大學》中的“誠”字同義。治理國家應“敬”：“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雍也》）事君要“敬”：“君子道有四焉……其事上也敬。”（《公冶長》）奉侍父母要“敬”：“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仁需要“敬”：“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路》）……顯然，“敬”是履行道德規範時懇切篤實的態度。第二，孔子常常將“敬”與“事”相係，如“敬事而信”（《學而》）、“其事上也敬”、“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君子有九思……事思敬。”（《季氏》）看來，“敬”是由修己通往實踐的中介。“修己以敬”體現了孔子對實踐的重視。
中間層麵：修己以安人。
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釋此處“人”字時說：“這個‘人’字顯然是狹義的‘人’，沒有把百姓包括在內。”本文不敢苟同此解。本文認為此處的“人”是指人類，首先，“人”與鳥獸、神怪等非人相對，孔子說：“鳥獸不可與群居，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微子》）“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人”體現了孔子對生命本體、對人類社會的關注與執著；其次，“人”與“性”、“天道”相對，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體現了孔子的關注點不在於形上領域，而在於人類社會，在於“人倫日用之常”。所以說“修己以安人”是原始儒家淑世情懷的集中概括。從孔子把修己的目標緊緊限製在“人類社會”的範圍之中，可以斷言：他的終極目標隻有一個：平天下，安社稷。
終極層麵：修己以安百姓。
“安人”指明了修己的大方向；“安百姓”則提出了修己的最終歸宿。安一族之人也是安人，安一鄉之人也是安人，安一國之人也是安人。君子的目標不止於此，君子的追求乃在於安天下之百姓。完成了“安百姓”之重任，社會便進入《禮記·禮運》所描繪的“大同”世界和“天下為公”的時代。那是一個自由平等而“泛愛眾”的時代。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便構成了原始儒學人文精神的完整係統。在此係統中，修己是手段，是必要條件，安人、安百姓才是目的。與“修己以安百姓”的追求相應，原始儒學大師們表現出自強不息、日新不已的精神風貌。具體而言，此一精神風貌主要體現為：
第一，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曾子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孔子在禮崩樂壞、道術為天下裂的春秋之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怨天，不尤人”（《憲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孟子亦自覺地承擔起平治天下之重任，他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醜下》）這種宏大的抱負、英雄的胸襟激勵了無數仁人誌士以身殉國的豪壯之舉。
其二，安貧樂道精神。超凡的抱負與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已經注定了誌士將要承受生命的重荷與創傷。孟子告誡他們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誌士應當無條件地承受生活之窘迫、命運之不公，以苦為樂，堅忍不拔。孔顏樂處，寄意於此。
其三，憂患意識。從根本上講，“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即是說隻有超越了個體生理享樂層麵的憂患才是真正的憂患意識。孟子進一步將憂患意識與平治天下相聯係，他說：“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離婁下》）他還認為君主應當與民眾同憂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將憂患意識上升為能否平治天下的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