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而言之，曹植詩歌對詩史之貢獻有如下數端，一是“五言自漢迄魏，得思王始稱大成”（李重華《貞一齋詩話》）；二是曹植詩歌“五色相宣，八音朗暢”（沈德潛《古詩源》卷五），自覺追求詩歌內在音樂美；三是其詩既具備“柔情麗質”，又具有“肝腸氣骨”，實現了文質合一；四是兼籠前人之美，熔鑄《詩》、《莊》、《騷》於一爐，是中國詩史之集大成者之一；五是“諸體畢備，門戶漸開”（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其詩有遊仙、雜詩、詠史、宴遊、贈別、從軍、出塞、田園、山水等多種體類；六是開拓了詩歌意境，形成了獨特的個人意象群；七是完成了樂府詩由敘事向抒情的轉化；八是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情感特征。以上八端，已受到了古代詩評家和現當代文學史家程度不同的重視，相較之下，對曹植詩歌情感特征的研究顯得較為薄弱。《樂記》雲：“情動於中，故形於聲”。羅丹說：“藝術就是感情。”列·托爾斯泰說：“人們用語言互相傳達自己的思想，而人們用藝術互相傳達自己的感情。”高爾泰說：“美感是感知、理解、意誌、想象等多種心理過程以情感為中介的綜合統一。其中關鍵性的、決定性的因素是情感。這種綜合，不是機械的相加，而以情感為中介。所謂以情感為中介，是指產生審美事實的閾值必須保持在情感的領域之內。情感的消失也就是美的消失。”足見情感在藝術領域的重要性。藝術就是情感的外化，沒有情感就沒有音樂、舞蹈、繪畫和詩歌。情感在藝術中的位置無論怎樣估計也不會過分，從詩歌情感的視角看，詩人作品的價值和詩人在詩史上的地位取決於其詩歌情感之特征。曹植詩歌情感特征的重要性，乃在於他首次創造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審美情感，而此一情感是融合了儒家正統詩教、原始儒學人文精神及道家（道教）思想之後所生成的新型的情感模式。曹植詩歌的情感模式由三大板塊構成。
一 哀而且怨
《禮記》將情感分為七類：喜、怒、哀、懼、愛、惡、欲；《白虎通》將情感分為六類：喜、怒、哀、樂、愛、惡。現代心理學對情感類別極為關注，一般認為情緒包括興趣、愉快、驚奇、悲傷、厭惡、憤怒、羞愧、恐懼和輕蔑。在一切情感分類理論中，情感多可以歸入互相對立的兩大陣營，一類是積極性情感，一類是消極性情感。積極性情感多呈暖色、亮色，消極性情感多呈冷色、暗色。作為情感載體的詩歌，它所表現的情感如同生活本身一樣豐富多彩、千變萬化。所以詩歌的情感亦有積極性情感與消極性情感之別。“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汪洙《喜》），乃積極性情感；相反，久旱不雨，獨自飄零，求偶不得，名落孫山，乃消極性情感。
中國古代詩歌乃以消極性情感為主體，較少歡娛之詞。鍾嶸《詩品序》雲：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我們從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消極性情感。詩歌之所以以消極性情感為主體，一是現實中不如意事多，可心事少。這是由主客觀二因所注定的，人的欲望、人的需求是沒有止境的，舊的願望實現之後，又會產生新的願望。而客觀原因（自然、社會、自身）的限製，使人的願望往往會落空，即使是經過奮力拚搏終於實現了願望，也會使人產生某種失望感，希望與已經實現了的希望之間總是有較大的差距。二是不幸常常孕育著藝術，痛苦往往造就詩人。“正如韓愈所說，文章‘窮而愈工’，現實的社會生活絕不是藝術家的敵人。它造成痛苦和失望，但對於藝術激情的產生來說，這恰恰是必要的準備。痛苦象是一潭深淵，但藝術家尋求進入。……這種在兩者之間掙紮的處境，是各個時代的社會生活贈給他們的禮物。他們為創造偉大作品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接受這一禮物。”三是中國古代的詩人多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無論儒道概莫能外。憂患意識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傳承下來，使詩人對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疏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心靈的震顫與創傷，極為敏感。“普遍的憂患，孕育著無數詩人。所謂詩人，是那種對憂患特別敏感的人們，他們能透過生活中暫時的和表麵上的圓滿看到它內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圓滿，所以他們總是在歡樂中體驗到憂傷。”司馬遷認為中國的文學、史學、哲學莫不是由作者的憂愁、哀傷、憤怒、怨懟、悔恨等消極性情感所促成的，他說：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誌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仲尼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違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太史公自序》）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賈生列傳》）
在司馬遷之前，《詩三百》、《楚辭》是憂鬱哀傷的調子，（《詩三百》固然有明快歡樂的調子，但其主體仍然是憂傷之作），在司馬遷之後，中國文學同樣是以消極性情感為其主色調。“哀怨起騷人”成為古代詩歌創作的一個定則。身處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建安時代，遭受“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籲嗟篇》）之變故的曹植，其詩歌充滿了悲哀、憂傷、怨懟，則自是情理之中的了。子建的生活與創作以“司馬門事件”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詩歌以遊樂言誌贈別為主，風流自賞，豪健灑脫，然亦有憂世、憂生之歎。曹植的《名都篇》、《閨情》等詩寫他早期的享樂生活。《名都篇》雲：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麗且鮮。
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鹹稱善，眾工歸我妍。
我歸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鱉炙熊蹯。
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複來還。
《閨情》雲：
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蓊若春華。
紅顏韡燁，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為我弦歌。
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單純讀這類詩，的確給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遊”的印象。他有時沉浸、陶醉於這種貴介公子的享樂生活，樂而忘憂。但鬥雞走狗、金觴肴饌、紅顏妖姿帶給子建、子桓兄弟的，並不都是歡樂的感受，透過這表麵的歡樂他們往往會體會到更深刻的悲涼，即所謂樂極生悲。曹植《箜篌引》、《當來日大難》，曹丕的《善哉行》“朝日樂相樂”、“朝遊高台觀”等皆寫“樂極哀情來”之感觸。曹植《箜篌引》雲：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複何憂。
黃節說：“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之獻酬，中言歡極而悲，嗟盛時之不再，終言歸於知命而無憂也。”（黃節《曹子建詩注》卷二）全詩之意脈確有此三層，層層遞進，層層深化。置酒高殿，歌舞助興，極盡人間之樂。在極樂之時，詩人麻醉的神經突然清醒，他開始思索宇宙與個人、生命與死亡的永恒難題，悲哀如煙似霧，籠罩了他的心。“知命複何憂”所告訴我們的決不是詩人知命無憂，消解了心中的沉鬱與悲涼，而是無可奈何的自慰。這自慰之語更深刻地透露出詩人之憂無法排遣。這裏所流淌而出的悲哀，正是建安時代生命意識憂患意識的典型表現。因為有此生命悲劇意識為其底蘊，我們便不難知曉，曹植遊宴聲色犬馬之樂，意在消解其心中悲涼而沉重的憂患。“樂極哀情來”卻表明這種消解並不成功，反而深化了他的哀愁。子建早期的言誌詩可以《白馬篇》為代表：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它與《名都篇》恰恰形成了鮮明對照，因此，有人認為《白馬篇》是曹植的“自我寫照”，而《名都篇》是對貴遊子弟“騎射之妙，遊騁之樂，而無憂國之心”（郭茂倩《樂府詩集》）的諷刺，在我看來，這兩首詩恰恰表現了曹植人格的兩極，《名都篇》中豪華放誕的“京洛少年”是子建的“本我”，《白馬篇》中捐軀為國、視死如歸的“幽並遊俠兒”，是子建的“超我”。此兩極的融彙、交壤便生成了早期子建之“自我”。吳淇雲：《名都篇》寫馳騁，寫飲宴，“隻是牢騷抑鬱，借以消遣歲月，一片雄心無有泄處。其自效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所見極是。《名都篇》與《白馬篇》在表麵的對峙中有暗中交通之道。及時行樂、驕逸豪奢的貴公子心底裏亦蘊藏著施展才華、建功立業之想；“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的少年俠客更是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
贈別是子建早期詩作的另一主題。這類詩同樣充滿了憂患意識。離別，本來是黯然傷神之事，更何況在戰亂頻繁的建安之時，更何況在多情善感的詩人之間。曹植《送應氏》其二寫道：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露。
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詩人將離別置於一種天地久存、人生短促的大背景中，使眼前的餞行尤顯友情之珍貴、離別之悲傷。與本詩同時寫作的《送應氏》（其一）直接反映洛陽的殘破，詩的結尾雲：“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充分表明詩人對社會的深切關注以及十分沉重壓抑的情懷。
到了後期，消極的情感進一步擴大，幾至滲透了子建的全部詩作。他後期的生活分為三階段，一是曹操時期，二是曹丕時期，三是曹睿時期。先是“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後來是“文帝即王位，誅丁氏兄弟並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後故，貶爵安鄉侯”。最後在曹睿時代，“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三國誌·曹植傳》）坎坷的命運，不幸的際遇，使他的詩歌充滿了哀愁。徐伯虯雲：“（子建詩歌）宛而不險，質而不靡，蓄而不虛，節而不巧，幽憤而有餘悲，其可謂古之遺聲也已。”（李夢陽、王世貞評點《曹子建集》）李夢陽雲：“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同上）幽憤、餘悲等消極情感正是子建後期詩作的共同情感特征。
上言中國古代詩歌無不充滿沉重的哀愁憂怨，屬於消極情感範疇。但這並不等於詩人之間的消極情感是千人一麵、千篇一律的。能否寫出極具個性之哀愁憂怨，乃是衡量詩人詩歌價值的標準之一。故老杜之愁絕不雷同於屈子之愁，李煜之愁絕不雷同於宋玉之愁。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位、不同的修養、不同的抱負、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才性注定了詩人之間不同的哀愁。三曹，同處漢魏之際，身為父子兄弟，其詩歌之哀愁情感卻迥然各別。曹操詩歌多抒發生靈塗炭、四海未定之悲情，其情深沉、蒼茫、浩大，本文且謂之“悲情”；曹丕詩歌多懷著迷惘的思緒，淡淡的情愁，關注遊子思婦的歎息，思考生命本體存在的價值，其情細膩深婉，本文且稱之為“憂情”；曹植詩歌亦有建功立業之誌，與曹操詩歌之“悲情”相通，亦有生命意識之想，與曹丕之“憂境”相通，但更多的是描述個體需要在遭受到挫折之後的悲哀與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內心世界。其情曲折騰挪，深摯沉痛。故本文且稱之為“哀怨之情”。
《詩品》雲：“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極是。曹操詩雲“瞻彼洛陽城，微子為哀傷”（《薤露行》）、“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裏行》）、“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短歌行》）、“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苦寒行》）……無不突顯出曹操之悲情。曹操之“悲”有二焉。一悲戰亂連綿，生靈塗炭；二悲生命短促，統一大業難以實現。曹操詩歌沒有脫離這一主旋律的。《苦寒行》等直接描寫現實的詩篇無不“取境闊遠，寫景敘情，蒼涼悲壯，用筆沉鬱頓挫”（方東樹《昭昧詹言》）；其遊仙詩則是其主旋律的曲折寫法。《秋胡行》其一寫他行軍途中“牛頓不起，車墮穀間”，陷入絕境，這時有三老公邀詩人去“遨遊八極，枕石瀨流飲泉”，詩人並未隨之而去，依然過著“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的生活；《秋胡行》其二補寫出自己悲哀難眠的原因在於“憂世不治”。曹操詩歌之“悲境”具有高、大、深之特征。劉熙載雲：“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藝概·詩概》）此評亦同樣適合於曹操詩歌，在中國詩史的“黃金時代”，曹操與杜甫一前一後，是創造“悲境”的典型。沒有闊大的胸襟、高遠的抱負、憂國憂民之深情，就無法創造具有高、大、深之特征的悲境。
曹丕詩中多“憂”字。“憂心孔疚，莫我能知”（《短歌行》），“憂來思君不敢忘”（《燕歌行》其一），“誰能懷憂獨不歎”（同上其二），“嗟爾昔人，何以忘憂”（《善哉行》其二），“何嚐快獨無憂”（《豔歌何嚐行》），“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於玄武陂作》），“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至廣陵於馬上作》）……至於《善哉行》其一更是一首寫“憂”的名作。詩中“憂”凡三見：“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曹丕之“憂”的確史無前例。他將這種無時不在的“憂”外化為情景交融的意境，便構成了史無前例的“憂情”。從此“憂情”中我們不難發現詩人內心靈性的顫栗和對生命本體的富有哲學色彩的思索。在詩人的筆下，“上山采薇、薄暮苦饑”的遊子（《善哉行》其一）充滿了“憂”情；秋日深夜，獨守空閨的少婦充滿了“憂”情，出人意料的是貴公子曹丕自己也充滿了“憂”情，這在《大牆上蒿行》等詩作中表現得非常明晰。曹丕《丹霞蔽日行》表明，當詩人麵對著丹霞、彩虹、流水、明月等象征著幸福圓滿的美景時，內心仍然充滿了“憂”情。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憂”，使曹丕詩歌意境呈現出纖巧細密、清新明麗之特色。
曹植詩歌有“悲境”，有“憂境”，與乃父乃兄相通，但最具個性特色的是“哀怨之境”。這種“哀怨”直承屈子而來，司馬遷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李白說：“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都準確地抓住了屈原作品的情感特征。曹植之忠君愛國、追尋理想、渴望自由，憤恨小人挑撥離間，顛倒黑白，與屈原情感最為貼近。曹植之“哀”有二，一是對有限人生和無限宇宙之悲劇矛盾的深切體驗。當然這是一個古老的主題，每一位富有理性意識的思想家、文學家都會體認到宇宙無盡、人生有限的悲哀。但這一情感的彌漫、泛濫，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思潮，確是漢末時代的產物。曹植以其敏銳的才情，不幸的遭遇，對此有了比同時代詩人更為深刻的體認。《贈白馬王彪》其五寫對曹彰之死的悼念：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複過，亡沒身自衰。
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曹植早期詩歌本已多有對生命悲劇的體認：“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箜篌引》）“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薤露行》）“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贈徐幹》）“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送應氏》其二）……如此深重的悲歎發自於一個春風得意的少年王子之口，不能不令人深思。子建早期的慨歎，雖然不能說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但無論如何，他少年時代的慨歎與《贈白馬王彪》之中的悲歎具有不同的內涵。黃初年間，當丁氏兄弟等親植派先後被剪除，當任城王不明不白地死於京師，當有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毛求疵，子建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生命隨時可能被加上“動亂國經”的罪名而遭到毀滅。此時他心中的愴悲憂患不隻不同於他早年的慨歎，亦不同於中古時代普通文士的憂患意識。他此時的歎息飽蘸了血、飽蘸了淚，是浸透血淚的哀歎。二是對於生命本體曠世孤獨的體驗。曹丕即位之初，即遣諸侯就國。從此，子建便處於被禁錮被封閉狀態。其《遷都賦序》雲：“餘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於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其實物質上的貧困還不是最殘酷的迫害，更嚴重的是對其生命、對其精神的威脅與折磨。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曹植傳》）。數年後，“深為東郡泰寧王機、防輔吏倉輯等任所誣白，獲罪聖朝”（《黃初六年令》）。“及到雍，又為監官所舉。”（同上）可見，子建後期處於曹丕爪牙的密切監視之中，這些監視者之中既有奉迎聖上旨意的小人，亦有專職的特工人員。他們聯合起來，沆瀣一氣，投石下井，欲置子建於死地。子建《求通親親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