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責任感、使命感、安貧樂道精神與憂患意識的產生表現了士人在政治層麵的自覺。
在此，我們尚需強調指出的是：在“修己以安百姓”的命題中，原始儒學固然極端重視修身之學，但他們最終的目標與檢驗修己的標準仍然在於“安百姓”一端。倘若脫離了安人、安百姓的大目標，不論怎樣修己修身也悖逆於原始儒學之旨。況且脫離了外王，根本無法實現內“聖”。孔子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泰伯》）他還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同上》）可見，無論是評價聖王還是要求普通士人，孔子首先重視的是外在事功（當然是符合道德標準的事功）。孔子評價管仲的言論頗值得我們重視。管仲，先仕於公子糾，桓公殺公子糾之時，召忽自殺殉主，管仲卻仕於桓公。包括孔子弟子在內世人皆以為管仲不仁。獨孔子以“仁”許之（孔子很少以“仁”許人），他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同上）據此，可以看出：“仁”有匹夫匹婦之仁，有君子之仁。兩者的區別在於是否能夠利國澤民。孔子所注重的隻是後者。孔子本人是一位道德家，更是一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和偉大的政治家。他自述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就是“修己以安百姓”的另一種說法。夫子不言性與天道，則說明他的興趣在於社會政治，不在於形上學。後儒（主要是宋明理學家與現代新儒家）依據《孟子》“盡心盡性知天”的命題，一味在心性學上大做文章，這不僅不合孔子之旨，亦逆違了孟子本意。在《孟子》、《大學》、《中庸》的作者那裏修己雖被受到了更多地強調，但從本質上看，他們依然以平治天下為目標。孟子明確說：“聖之任者，……自任以天下之重。”（《萬章下》）他把原來由天子、君王所治理的天下，交給天下之士，讓每位士人都承擔起平治天下之重任。他和《大學》、《中庸》的作者固然講究“性”、“命”，但他們的關注點首先在於社會政治，而後世心性學家則更多地探求心、性、天的意蘊及其相互關係，以此作為他們治學的目的和理想，並且一口咬定此乃儒學“以一貫之”的“聖學血脈”，是中國文化的大本大源。不論他們的動機何在，事實上偏離了原始儒學修齊治平之軌跡。
其實，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並不完全是依賴那些自封為孔孟信徒的人所傳承，也不完全是依賴那些赫赫有名的宿世碩儒們來傳承，傳承原始儒學基本精神的是那些經天緯地、拯世濟民的誌士仁人。漢末黨人、範仲淹、文天祥、東林黨人、黃宗羲、顧炎武、林則徐……等為其典型。在近代中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涵攝了原始儒學中仁民愛物、自強不息、誌在天下的精神品質。實際上，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早已積澱為我們的民族精神。
二
宋明時代，為了回應佛教、道教的挑戰，理學大師應時而起，他們在汲取佛理、道理的基礎上，以道德本體為立論立命的根基，顯發了人性的道德主體，並將道德本體理論化、概括化、形而上學化。因之，現代新儒家認為“宋明儒者最大的貢獻，是複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我們承認宋明儒者在形上學方麵卓有建樹，不隻是“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朱熹語），即使在秦漢以上也未臻斯理。正由於他們過分對心性之學的倚重，割裂了內聖與外王的關係，偏離了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
朱熹說：“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朱子語類》卷一一九）他稱向內求聖求賢之儒士為“醇儒”，勸告別人說：“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書》）陸九淵亦雲：“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語錄下》）按他們的標準，士若“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顏元《存學編》卷二《性理評》）；士若居家，“惟有補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程頤語，《遺書》卷十七，《二程集》第175頁）。明代儒師黃綰自述自己修身之方法說：
終日不食，罰跪自擊，無所不至。又冊刻“天理”、“人欲”四字，分兩行。發一念由天理，以紅筆點之；發一念由人欲，以黑筆點之。至十日一數之，以視紅黑多寡為工程。又以繩係手臂，又為木牌，書當成之言，藏袖中，常檢以自警。（《明道編》卷二）
如此“醇儒”，與國計民生何益？宋明儒師脫離事功、空談性理之弊受到了明清之際啟蒙學者的猛烈抨擊。黃宗羲說：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黃梨洲文集·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顏元說：
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從廟庭，知郡邑；塞天下，庠序裏塾中白麵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習齋記餘》卷一《泣血集序》）
唐甄說：
儒者之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何異於匹夫匹婦？（《潛書·辯儒》）
正如上論所言，宋明儒師的最大缺失乃在於片麵強調“內聖”，遺棄了外王事功。對此，現代新儒家亦不諱言。蔡仁厚先生說：“宋明儒者的成就和貢獻，畢竟偏重於內聖一麵，外王事功方麵，則缺少積極的進取和表現，此即所謂‘內聖強而外王弱’。”盡管如此，他們依然堅持認為，宋明儒學可以直接先秦原始儒學。熊十力先生說過：“故弟自中年以來，於程朱諸大師，拳拳服膺，不敢輕叛。”這亦是現代新儒家的共同態度。我們認為，在原始儒學的理論體係中，內聖不是終極的目的。內聖是服務於“平治天下”的，脫離了平治天下之軌的心性之學不符合孔孟之旨；內聖是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進程中逐步修煉、層層提升的，不是先閉戶囚禁書齋，等某日成“聖”之後再出來安定天下。“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群、孤立無與之學問。”（顧憲成《東林書院誌》卷三）同時，檢驗“內聖”並非隻考察儒師在形上智慧方麵探賾索隱之功，亦要考察他對外王事功的態度以及他在外王事功方麵的建樹。鑒於此，我們認為“內聖強而外王弱”的宋明儒師並非儒學道統的正統傳人。
三
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麵對著西化思潮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潮，幾代現代新儒家傳人砥柱中流，薪火相傳，積極地融攝、吸納、會通西方哲學，以宋明儒師的心性之學為主體、為本位，誌在返本開新，重建儒家形上學本體論和儒家理想之價值。在經曆了梁漱溟、熊十力“寂寞”的時代，經曆了牟宗三、唐君毅“花果飄零的季節”，第三代現代新儒家終於時來運轉，從20世紀80年代起，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和海外持續升溫，日趨成為炙手可熱的國際“顯學”。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他們所表現出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值得我們同情、敬重；他們為了“徹底開出外王事功”而架構的理論體係，對我們的現代化事業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他們殫精竭慮所完成的道德形上學理論堪稱博大精深，自成一家之言。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他們並未獲得原始儒學之真諦。其據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