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仆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嚐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如此，使詩人處於有情感無法交流，有生命形體無法自保的尷尬境地，心中籠罩著孤苦無依的愁雲。他的《釋愁文》寫道：“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愁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這正是子建後期孤獨愁苦情感的生動寫照。他後期詩歌反複申訴這種愁苦之情：“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訴？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浮萍篇》）“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籲嗟篇》）“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暮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雜詩》其一）後期的子建，隻有將沉重的悲哀、彌天的愁苦獨自吞咽，獨自咀嚼。
這濃烈而無盡的哀愁便導致了他深切的“怨”情。他怨恨命運的不公，怨恨曹丕骨肉相殘，怨恨奸險小人的無恥行徑。怨曹睿隻將自己視為圈牢之養物，空抱利器而無所施。在《贈白馬王彪》中他說：“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這是對命運之神的指斥。“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兼白黑，讒巧令親疏。”是對監國謁者、有司之流的怒斥，其中未嚐不包含對曹丕的怨恨，“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劉克莊《後村詩話》）。《野田黃雀行》寫：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得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此詩作於曹丕殺害丁氏兄弟之後，曹植眼睜睜地看著至親好友被人殺害，而無力救援，於是寫出本詩，詩對“羅家”的怨恨之情溢於言表。徐禎卿《談藝錄》雲：“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情哀而怨，不得不露矣！傳說是子建所作的《七步詩》，更為索露地傾訴了萁豆相煎的怨恨。子建後期的棄婦詩無不含著這種怨情。《籲嗟篇》中他自比為離根飄泊的“轉蓬”，表示自己無法忍受“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複存”的痛苦生活，“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寧可糜滅亦不願任人欺淩。鍾嶸所謂“情兼《雅》怨”，此之謂也。他的《鰕篇》、《雜詩》其五、其六皆寫壯誌不伸的怨苦。
相對曹操的“悲”情和曹丕的“憂”情來，曹植詩歌著力表現的乃是這樣一種“哀怨”之情。因事而生哀，因哀而生怨，哀而且怨構成了曹植詩歌的主旋律，子建之“哀而且怨”之情感雖然與《詩三百》之“二雅”，與屈子之《離騷》一線直承，但其哀怨並非《詩》、《騷》之哀怨的簡單重複，而是極具個性特征。否則子建將不為子建矣。曹子建“哀怨”之情感的個性色彩乃在於：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果說“哀怨”是曹植詩歌之軀體，那麼“怨而不怒”與“哀而不傷”則是這一軀體的兩翼。
二 怨而不怒
“怨而不怒”、“溫柔敦厚”長期以來被人們視為中國詩學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則。並認定此一綱領的提出源於儒家祖師孔子，顯現於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三百》。這一問題因關涉曹植詩歌情感特征在詩史上的位置，固不能不予以辨析。
孔子並沒有提出“怨而不怒”與“溫柔敦厚”之詩教，這一詩教也並非孔子“中庸之道”在詩學領域內的延伸。“怨而不怒”一語出自宋儒朱熹對“詩可以怨”的注釋；“溫柔敦厚”是漢儒的詩教觀。孔子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是孔子對《詩三百》的社會作用的總結，而不是對詩歌創作法則的規定。後人混淆了文本《詩》與文體“詩”的概念，遂以為“可以怨”是孔子對詩歌創作情感模式的規定。當然，問題的症結並不在此，而在於對“怨”的理解。孔安國注：“怨，刺上政也。”朱熹注：“怨而不怒。”這兩條封建時代極權威的注都偏離了孔子的思想。將“怨”僅僅限製於“刺上政”並不全麵；將“怨”解釋為“怨而不怒”更是對孔子詩學理論的歪曲。孔子固然主張“仁”，但並不排斥怨，對“不仁”之人與“不仁”之事的怨恰恰能夠表現“仁”人之“仁”。無“仁”即無“怨”，有“仁”必有“怨”，怨至極端必然“怒”。孔子並非溫柔和順、沒有血性的“好好先生”，子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梁惠王上》）！足以表明：孔子對無禮無義之舉止深惡而痛絕，如果這不是“怒”，什麼又是“怒”呢？在孔子那裏《詩》可以怨，亦可以怒。認為“怨而不怒”符合孔子思想的人，大都會抬出孔子的“中庸之道”作為擋箭牌。“中庸”的確是孔子哲學的基本原則，也是他的美學批評尺度。但“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並不符合“中庸”思想，並不是“中庸”原則在美學文藝學上的運用。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一切倫理道德，都以達到“中庸”為至美至極。所謂的“中庸”、“中和”即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朱熹《四書集注·中庸》），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出在“不偏不倚”之基點何在？孔子之“不偏不倚”之基點是“道”、是“仁”。也就是說“中庸”即使自己不偏倚，永遠依“道”而行。“中庸”並不是“鄉願”，“中庸”亦不是在善與惡、真與假、美與醜之間“不偏不倚”。從詩學領域內來說，詩可以怨，符合“中庸”；詩可以怒，亦符合“中庸”。隻是怨怒之前提是依“道”而行。相反，該怨而不怨，該怒而不怒，皆非中庸之道也。孔子的這一思想在漢儒那裏被徹底歪曲了，“中庸”在漢代以下的很多場合成了“中間路線”、“折中主義”的代名詞。
“溫柔敦厚”是漢儒的發明，此後成為封建正統的文藝觀。《禮記·經解》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朱自清先生在《詩言誌辨》中早已辨明，這段話並非孔子之語，而是漢儒的觀念。此已成為學界之共識。孔穎達《毛詩正義》釋雲：“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雲溫柔敦厚，是《詩》教也。”與“溫柔敦厚”相聯係的是“依違諷諫”觀念。《詩大序》雲：“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鄭玄注曰：“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孔穎達疏曰：“其做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做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不自知其過而悔之。”在長期的封建專製時代是漢儒的詩教觀而不是孔子的詩學觀主宰詩歌創作。上引漢儒之論與孔子之詩學觀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孔子的“中庸”是以“道”為基點，漢儒的“中庸”是以“綱常”為基點；孔子之“詩”可以怨，可以怒，漢儒之“詩”絕不能怒，最好也不要怨，萬一要怨也得吞吞吐吐，半明不白，溫柔含蓄。
“溫柔敦厚”之說之所以在漢代產生，並長期成為封建文藝的創作綱領，並非偶然。其原因隻有一條：它是封建專製政治的必然產物。漢代社會，君權與神權合一，士人喪失了獨立的人格，不得不依附於君主。鄭玄《六藝論》說得明白：“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麵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製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誌不通，故做詩者以譎其美而譏其惡。”可以說，“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是在漢代封建專製製度下所形成的一種畸形詩學觀，它要求詩人必須將自己的情感約束於專製主所能承受的心理範圍之內，不能越出封建倫理綱常，不能揚才露己，責備君主。身處雷霆威力之下的漢儒提出這種“詩教”實在是身不由己，不得不然。而這一詩教正中曆代專製主之下懷，遂使文學成為政治教化的附庸。
按漢儒的說法，“溫柔敦厚”乃是《詩經》的情感特征，千百年來，此種觀念長期流行，實質上，《詩三百》有怨、有怒，絕非“溫柔敦厚”所能包攬。將《詩三百》視為“溫柔敦厚”的典型乃是漢儒透過特製的有色眼鏡所看到的情形。《詩三百》中的“國風”內含“樂而且淫”的調子，並非中正和平之情感。因與本文關注不大，不去深論。隻就“二雅”來說，政治諷諭詩占到了八分之一的比例。《大雅》中的《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等作品無不對當權者的昏聵殘暴做了深刻的揭露，其情感既怨且怒，《毛詩序》亦承認“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這些詩正是產生於“周室大壞”的西周中葉之後。誠如王師守民先生所論：“在政治諷諭詩裏，作者一方麵揭露王朝的種種惡政，譴責統治者的昏聵貪暴，一方麵陳說事理，規勸統治者改弦易轍，行先王之道。在敘事說理中，傾注了作者悲傷、怨怒、憤慨的感情，表露了作者深沉的憂患意識。”在這些詩篇裏詩人對顛倒是非、濫施刑網、倒行逆施的國君不隻數責其過，有時甚至放聲詛咒。《桑柔》雲：“民之未戾，職盜為寇。”認為人民之所以不安定，是因為最高統治者如同強盜，《瞻》雲：“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指斥國君辱沒了祖宗。如果說這猶是“溫柔敦厚”，那麼還有什麼不是“溫柔敦厚”呢？如此的“溫柔敦厚”在漢代之後的詩壇再也不曾露麵。
《詩三百》以下，隻有屈原的作品具備“怨而且怒”的情感特征，屈原見疑於昏君，受謗於奸佞，不隻他的理想不能實現，反而遭到了流放，因而他對楚王、對群小充滿了怨懟之情。他的代表作《離騷》就是一篇與漢儒“溫柔敦厚”說相悖的怨詩。“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闛怒”，怨也；“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怒也。漢儒皆不敢正視其怨怒之情。班固在《離騷序》中批評屈原說：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
王逸在《楚辭章句》中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謀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屈原之詞，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他在《離騷經序》中還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在這場激烈的論爭中，雙方都未能超越兩漢經學之桎梏，未能真正理解屈原作品之情感特征。班固看到屈原作品怨而且怒的特征，但他站在經學家的立場上貶斥這種情感；王逸無視怨而且怒的情感，有意將屈原作品“抬高”到“經”之位置，說《離騷》不僅“優遊婉順”、“溫而雅”，而且“依托五經以立義焉”。這樣的“抬高”與貶斥一樣，皆歪曲了屈原情感。兩漢時代唯有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才是屈原的異代知音。
《古詩十九首》除《青青河畔草》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今日良宴會》之“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外，抒情符合“溫柔敦厚”、“怨而不怒”之旨，但《古詩十九首》多為遊子思婦離別相思之詞，即使涉及矢誌傷時也都是一時一地的點滴感受，沒有形成子建後期那種刻骨銘心的深切之怨。
我們對詩學“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理論與創作實踐的回溯，目的隻有一個：詩史上“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之情感特征由曹植首次在創作上完成。換句話說，曹植詩歌是“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詩教的典型代表。子建自雲：“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贈丁儀王粲》）看來他對中和之美深有體認。黃節雲“陳思之怨獨得其正”（《曹子建詩注》），可謂一語破的。
子建“怨而怒”之情或直抒，或婉述，手法不一。《贈白馬王彪》是子建怨氣最盛的詩篇，劉克莊曰：“子建於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且《責躬》上表，而不敢廢恭順之禮，卒以此自全。詩作於諸王凜凜不自保之時，而其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蓋為灌均輩發，終無一毫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劉履《選詩補注》卷二引）“終無一毫怨兄之意”雲雲，顯然與事實不符，曹植不忍或者不敢將怨兄之意明明白白、淋漓盡致地寫出，倒是真的。在《責躬》、《應詔》二詩中，他一麵吹捧、頌揚曹丕“德象天誌，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一麵自我貶抑，終於獲得了曹丕的“嘉勉”。在《豫章行》其二中，他說：“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試圖用骨肉親情來打動曹丕冰冷如鐵的心。《怨歌行》寫道：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
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幹。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
詩以周公自況，極寫為臣之難，卻以“為君既不易”開篇，意在表明他對於為君之難亦頗為理解，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緣由。其《樂府歌》雲：“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不我棄，讒人所為。”他始終堅信或者說強迫使自己相信，迫害自己並不是兄長的旨意，而是小人的挑撥離間。被後人視為千古絕唱的《美女篇》就是典型的“怨而不怒”之作。詩雲：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
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詩人用大量筆墨極寫環境之雅、服飾之麗、容顏之美、門第之高，以之反襯美女“盛年處房室”之哀。“中夜起長歎”一句表明：雖然是美女自己因求賢良獨難而未適時嫁人，但盛年獨守空閨，一任年華如水流逝，畢竟胸中充滿了怨情。詩人已將“怨情”表述得很清晰，但這種“怨”尚未達到劍拔弩張之地步。怨而不怒的另外一種寫法是借棄婦之形象來曲折吐露自己的怨懟，曹植詩集中之棄婦詩皆具有哀婉動人之藝術魅力。其《七哀》雲：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將何依？
呂向說：“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耳聞而哀、目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情具也。”（六臣注《文選》）不一定切合題旨，但說七哀是寫一種深切的哀怨之情是沒有錯的。蕩子外出十餘載，夫婦會麵遙遙無期，思婦有無限之愁思、無數之悲歎、無盡之餘哀，但她貞心不改，甘願化作一縷清風，長驅萬裏，入君懷抱。令她擔憂的是若君懷不開，清風將飄移無所依靠。詩明寫思婦想夫之切，暗寓子建念兄之心怨兄之情。這一層古人早已挑明，劉履《選詩補注》雲：“《七哀詩》比也。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慮之也。”沈德潛《古詩源》雲：“《七哀詩》，此種大抵思君之辭，絕無華飾，性情結撰，其品最工。”誠是。子建溫柔敦厚之性情於棄婦詩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其《浮萍篇》雲：
浮薄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發辭嚴親，來為君子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