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詩人詩史地位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人格（人品），二是詩格（詩品）。二者之間又相互關涉。故古人有“詩品出於人品”之論，今人有“文學即人學”、“風格即人格”之說。曹植，中古之大詩人，齊梁人鍾嶸譬之為“人倫之有周孔”（《詩品上》），即詩壇之聖人；日人吉川幸次郎先生譽之中古之“詩神”。自古及今，曹植一向是詩人和詩論家關注的焦點。然則，縱觀迄今為止的曹植研究，多著眼於對其詩格的品評，相對而言忽略了對其人格的定位。甚至，在我看來，曹植人格生成的曆史意義仍然蔽而未明。職是之故，本文擬就曹植人格的流變曆程，曹植儒道互補人格的主要內涵，以及此一人格在中國古代士—詩人人格發展史上的意義，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儒道互補是中國文化的主體結構，是貫穿於中國思想史的一條基本線索。儒道互補的人格模式，是中國古代士人的基本人格模式。如果僅止於這種提法，我相信，會得到大多數學者的首肯。但當問題進一步深入，一牽涉到何為“儒”，何為“道”，何為“互補”之類問題時，便各執一說，歧見紛呈。看來，在進入對曹植儒道互補人格結構的析論之前，有必要就本文所論的“儒道互補”這一概念進行界定。當然，“儒”、“道”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概念，在一篇短文中無法闡釋清楚。本章隻能強調指出：原始儒學、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與現代新儒家並非一線傳承，本章所謂的“儒”主要指以孔孟為主體的原始儒學，這一學說的核心思想是自強不息、治平天下。老莊與魏晉玄學不可等量齊觀，本文所謂“道”主要指老莊思想（尤其側重於莊子思想）。莊子哲學是一種天人思想，其要旨在於以人入天，到達天人合一之境。而所謂的“互補”決不是機械的拚湊與疊加。在互補理論的創始人物理學家N·玻爾看來，“互補性應具有互斥性、相濟性、整合性三個特征。互斥性即因雙方相互限製而造成各自的有限性，雙方互不相容，不可相互替代；相濟性即是雙方均非自足，雙方均以自身的存在補足對方；整合性即互補結構具有整體效應，互補結構在整合性的意義上是非加是，即不是互補成分的性質與功能的機械疊加，整體效應不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因而不能為孤立的互補雙方所‘分有’。”心理學家榮格說過：“事實上所有的人格理論家，不管他抱有什麼樣的信念，堅持什麼樣的主張，都認為人格同時容納著可以導致相互衝突的兩極傾向。”顯然，這種在一定時期內，存在於人格結構之中的，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賴補充，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閉合係統的兩種性格特征，才可以構成人格學意義上的“互補”。
一
所謂人格，簡單地說是指個體有別於他人的持久的性格特征。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在著名的“三部人格結構”理論中認為個體人格是由伊德（Id）即本我、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三部分構成。伊德是人格最為原始的部分，具有動物性，是由與生俱有的本能衝動所組成的；超我是人格中最文明的部分，它反映著個人的良心、道德、自我理想等精神需要；而自我則界於伊德與超我之間，是伊德與超我交彙而成的，是現實的人格形態。剔除了弗氏泛性論的色彩，其學說對我們探索中國古代士人人格世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曹植儒道互補人格結構的生成有一個動態的過程。以司馬門事件為界，曹植的人格分為兩個時期。曹植前期人格中能夠與儒學人文精神相頡頏的不是莊子思想，而是動物性的本我。《三國誌·曹植傳》謂子建“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正是對他放縱本我的概括。從《三國誌·王粲傳》注引《魏略》子建初會邯鄲淳一節看，子建待客不拘於繁文縟節，一任本性的自然泄露；他還染有傅粉等浮華之習。男子傅粉在曹植時代並不被社會普遍接受，曹植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之一。“任性而行”的跡象更多地反映在他的詩文中。《箜篌引》中的“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名都篇》中的“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我歸宴平樂，美酒鬥十千。……雲散還城邑，清晨複來還”等正是詩人生活的自我寫照。《與吳質書》等亦反映出他早期的享樂生活和享樂意識。在《閨情》中他更是毫不掩飾地說：“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在曹植周圍還形成了一個聲氣相投的小集團。《贈丁翼》一詩寫道：“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清楚地表明曹植及其二三同黨皆是不拘禮法、行為放達的名士。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說：“他的黨羽、擁戴者大多是些同他氣類相仿的才子，楊修、丁氏兄弟、邯鄲淳等莫不如此。”
對曹植不拘禮法的行為，許多清介剛正之士頗為不滿。崔琰一向以清廉正直著稱，他是曹植妻子的叔父，當曹操問他宜立誰為太子時，他毫不猶豫地推薦了曹丕，顯然，對不周世務的子建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這一證據不夠明顯的話，子建與邢顒的關係則更能說明問題。邢顒“少秉高節，玄靜澹泊”（《三國誌·邢顒傳》劉楨語），素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美譽，是天下清議所肯定的德行之士，曹操亦對他頗為看重，“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同上）。是時，子建正在受寵，曹操特意安排邢顒為其家丞，是大有深意的。然而，子建卻辜負了其父的厚望。“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同上）此外劉楨、司馬孚亦多有勸諫，可子建仍然執迷不悟，我行我素。“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一個“每”字透露出，子建實際上是屢諫屢犯，屢教不改。
當子建放縱達到頂峰時，終於發生了決定他一生命運的“司馬門事件”：
植嚐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三國誌·曹植傳》）
事後，曹操連下二令，令曰：
自臨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複信諸侯也。（《曹植傳》注引《魏武故事》）
子建素日縱情任性，缺乏清醒的政治頭腦，缺乏堅毅的意誌力和自我約束力。可以說，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毀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上述曹植種種縱情任性的表現，皆是其“伊德”、“本我”的顯露。弗氏所謂“本我”與莊子的“自然”有質的區別。蒙培元先生指出：
按照弗洛伊德主義，“本我”是指人的本能，即動物性，“超我”則代表社會倫理性，本我由“裏比多”所決定。按照莊子，人的內在本質超倫理的本體存在，由“自然”決定，自然具有本體意義。
曹植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不能說與莊子自然思想絲毫無涉，但可以斷言，就其主要傾向看則是一種享樂主義的自我放縱。魏晉放達士人多以老莊思潮與魏晉享樂主義風尚視為一途，其實謬焉。先秦時代，荀子已將莊子思想與享樂主義區別得至為顯豁：“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它囂、魏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荀子·非十二子》）後者在魏晉之時的思想代表是《列子·楊朱》。《楊朱》“一反玄學的自我超越境界說和名數自然合一說，係統地提倡性即欲說；以情欲為人性，以肉體享樂為人生最大快樂”。曹植當然不同於醉生夢死、頹廢淪喪的魏晉放達士人，因為在他的人格結構中還有相反的成分，但他具有明顯的享樂主義傾向則是不容置疑的。
在曹植早期人格結構中，還具有原始儒學人文精神。馬斯洛心理學理論告訴我們，個體不僅有生理需要，而且還會有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並且，高級需要的滿足建基於對低級需要的滿足之上。曹植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沒有滿足於享樂生活，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終沒有放棄過平治天下、建功立業的壯誌。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平治天下是原始儒家的最高準則和終極目標，曹植正是自覺自願地以此作為人生的奮鬥方向。原始儒學人文精神在青年曹植人格結構中亦占有一定的比重。
其一，他具有體恤民情、關心民瘼的品質。曹植生於初平三年（192年），在建安士人中屬於晚輩，他沒有曹操久經沙場、出生入死的經曆，也沒有王粲顛沛流離、寄人籬下的坎坷，所以寫不出前輩詩人直接臨摹血與火的生死歌哭。但當少年才子在洛陽焚毀若幹年後，麵對軍閥董卓野蠻行徑所留下的殘跡，依然滿腔悲憤，氣結難言，寫出了著名的《送應氏》其一；在他從軍之時，寫出了反映海邊下層人民生活的《泰山梁甫行》。謝靈運曾說：“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文選》卷三十《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所見甚是。此言一則指出作為貴公子的曹植主要是放縱“本我”的欲求，縱情享樂；二則指出由於他接受了儒學的熏陶，故表現出了一定的“憂生之嗟”。“憂生之嗟”即憂患意識。對民生疾苦的同情當是曹植憂患意識的重要內涵之一。同時曹植的憂患意識還體現在對生命本體存在價值的思考上，因與本題關係不大，不擬展開論述。
其二，曹植參加過一些軍事活動。建安九年之前，為了家眷的安全計，曹操通常攜家帶口東征西討，從而曹植從小就隨父轉戰南北。及長，曹操有意識地帶曹丕、曹植兄弟參加征戰，以磨煉其意誌。建安十一年，曹公東征管承；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三郡烏桓；建安十三年南征劉表，建安十六年，大軍西征；建安二十年，曹公征張魯……曹植俱隨父出征；建安十九年，曹公南征孫權時，委派曹植留守鄴城，諄諄教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三國誌·曹植傳》）從上述史實看，曹植在曹魏集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其三，配合曹操的政治軍事政策，曹植做了一些宣傳工作。例如，隱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一個特殊的階層，曆代統治者都有網羅隱士的行為。山中高士倘若肯放棄隱逸生涯，步入仕途，在統治者看來足以表明自己政治的開明程度。曹操集團也不例外，對當時的隱士如管寧、胡昭、田疇等多次賞賜征辟。曹植的《七啟》就是勸隱士出山的宣傳品。文中說：“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正是英雄用武之時，故奉勸隱士們加入到重整乾坤的隊伍中來。再如，建安時期，因釀酒浪費了許多糧食，使許多士卒無以糊口，故曹操曾下令禁酒。於是“飲酒不節”的子建寫出了《酒賦》響應、宣傳乃父的禁令。《酒賦》曰：“此乃荒淫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義正辭嚴，慷慨激昂，可惜他自己並沒有做到。
概之，卓爾不凡的才華、貴公子的優裕生活、加上曹操的寵愛，使早期子建恃才傲物，盛氣淩人，過多過久地沉湎於物質享樂之中。雖有雄心壯誌，卻未能在實際政治事務中表現出來。“本我”的過度膨脹，占據了“自我”的大部分領地，具有原始儒學人文精神的“超我”反而居於從屬地位。這就是曹植早期人格的基本狀況。
二
一般來說，人格結構一經形成便是一個相對閉合的係統，若沒有外力的巨大衝擊，就不會改轍換道、旁逸斜出。然而，事實卻是子建的人格經曆了一次巨變。導致子建人格結構裂變與重組的是一係列“挫折”。世之論者言及曹植所受挫折時，隻講曹丕、曹睿父子的迫害。其實，巨大的打擊從曹操時代就已經降臨了。司馬門事件徹底改變了曹操的看法，也決定了曹植後期的悲劇命運。在冊立曹丕為太子後，曹操毅然決定剪除曹植的頭號黨羽楊修。“太祖既慮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三國誌·曹植傳》）在曹植集團中，丁氏兄弟、邯鄲淳等皆為一介書生，唯有楊修略有政治才幹，曹操殺掉楊修事實上砍斷了曹植重新起飛的翅膀。
黃初年間對曹植來是說是暗無天日的年代。曹丕上台伊始便開始了對曹植勢力的報複性剿滅。“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翼並其男口。”（《三國誌·曹植傳》）孔桂、楊俊等亦先後被誅。在曹植兄弟中，任城王曹彰傾向於擁植繼位，故深受曹丕忌恨。在黃初四年朝京師時“忿怒暴薨”，據《世說新語·尤悔》雲是被曹丕謀殺的。在誅剪親植勢力的同時，曹丕對曹植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迫害。曹丕即王位後，即遣曹植等諸侯就國。《三國誌·魏書·武文世王公傳》注引《袁子》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