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論者將渾然一體的七寶樓台拆成碎片，從中揀取自己需要的片斷，去作“六經注我”式的發揮。於是得出這樣的結論：《典論·論文》突破了儒家思想觀念，把文學從儒家政治倫理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深刻揭示了文學的本質特征及其地位和價值，是“文學自覺時代”的“號角”和“宣言”，這顯然不符合曹丕的原意，不符合《典論·論文》的實際，有意拔高了《典論·論文》在文論史上的地位。其實，魯迅先生講得很清楚，說曹丕的時代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曹丕一派“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乃是“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出的結論。至於此一結論是否恰切允當，是可以商榷的。在我看來，如果說建安時代是一個“文的自覺”和“人的覺醒”的時代，那麼，它的自覺和覺醒絕不表現為對儒家傳統價值觀的突破，或者說絕不僅僅表現為對儒家傳統觀念的突破。至於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其說它是衝破儒家觀念的“號角”，不如說它是號召文士用文章為一統大業鼓與呼，自覺接受認同於原始儒學的思想觀念的倡議書。
三 《典論·論文》意旨蠡測
上麵所述是《典論·論文》的客觀意義，從主觀動機看，本文認為曹丕撰寫此文的初衷是為了勸導和安撫鄴下文士。此處的“鄴下文士”並不是特指王粲、劉楨等六人，還包括生活在鄴下、圍繞在曹氏兄弟周圍的諸文士。
王粲等鄴下文士在歸附曹操集團前已經成名，“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曹植《與楊德祖書》）。他們認識到曹操平治天下的舉措“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王粲傳》引王粲語）！於是懷著對曹操的景仰和對曹操收拾河山、再造太平盛世大業的憧憬，加盟於曹操集團。他們在鄴下受到了曹氏父子的禮遇和寵愛，與曹丕曹植兄弟建立了有別於主仆之情的深厚友誼，“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嚐須臾相失”（曹丕《又與吳質書》）！這是一個新型的文人集團。但在這個集團內並非全是陽光明媚的日子，這裏有風雲變幻的時刻，亦有陰雨連綿的季節。從領導者的角度觀察，在這一文人集團內部存在著兩大隱患，一是文士之間的互相輕視，一是文士對自己所從事工作的不滿情緒。如果不及時解決，聽之任之，輕則瓦解鄴下文人集團，重則破壞再造太平盛世的大事業。而這一問題的解決隻能依賴鄴下文壇的領袖曹丕。
鄴下文士是各地的才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但他們聚集在一起時，難免出現自視甚高而視人甚低的言行，曹植《與楊德祖書》雲：他們“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讚其文。”從此信件中可見，陳琳本來不擅長辭賦，卻缺乏自知之明；而曹植對別人的缺點熱嘲冷諷，傲慢無禮。其實曹丕本人對待文士亦有極不禮貌的時候，《王粲傳》注引《典略》雲曹丕曾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又要索回，“因書嘲楨”。此外，建安年間，圍繞爭立太子之事，鄴下文士形成了擁丕派和擁植派，兩派針鋒相對，水火不容。這一矛盾必然反映到對待不同文士的態度上。由此推知，文人相輕的現象在當時普遍存在。與此相似的還有“貴遠賤近”、“向聲背實”等陋俗。
較之前者，使曹丕更為不安的是文士們對篇籍翰墨工作日益滋生出不滿情緒。在曹丕眼裏這也是文士們暗於自見、過分自負的一種表現。鄴下文士多有遠大的理想抱負，誌在經邦治國、拯世濟民，他們對政治頗為熱情，對自己的政治才幹頗為自負，對仕途的期望值過高，因此，他們對曹氏父子視他們為文學侍從、待他們為文章之士的做法越來越不滿。王粲自比為管仲孟明，他後來做了魏侍中，仍然不滿足。據《杜襲傳》載：“魏國既建，（襲）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博聞強識，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襲嚐獨見至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與此，欲兼之乎？’”曹植《贈王粲》亦雲：“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生百憂。”不滿於自己地位的決不是王粲一人。曹植《贈徐幹》雲：“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他的《贈丁儀王粲》雲：“丁生怨在朝。”從以上詩句推斷，建安年間，包括曹植在內，王粲、徐幹、丁儀等鄴下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抑鬱不滿的情緒。這種抑鬱不滿主要源於認為自己有經邦濟世之才卻未被委以重任。王粲的《雜詩》其四雲：“鷙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托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結合他的《鸚鵡賦》、《鶯賦》、《吊夷齊文》等作品看，王粲對自己在曹氏陣營內的地位極為不滿。劉楨《雜詩》雲：“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顯然他對安排給自己的文墨瑣事也極為厭煩。
在建安文士中，王粲從建安十三年起任丞相掾，建安十八年後轉魏國侍中，政治地位稍高一點。陳琳等任軍謀祭酒和門下督，相當於掾屬而已。徐幹、劉楨、應瑒等擔任平原侯庶子和五官將文學，其地位還不如長吏和家丞。既然他們備受曹操的賞識又與曹丕、曹植兄弟感情篤厚，為何又不見重用呢？原因隻有一條：“陳、徐、劉、應……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吳質《答魏太子箋》）這也是曹氏父子和時人對他們的普遍看法。
如此，曹丕要成功地領導鄴下文人集團，使他們齊心協力為曹魏政權服務，便麵臨著兩大問題：一是改變文人之間互相輕視的陋俗，二是確定文章乃經國大業的組成部分，勸告文士安心於文籍翰墨工作。他的《典論·論文》便是緊緊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論述的。
《論文》的開篇，曹丕即提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繼而舉班固、傅毅之事為例。接著議論今之文人，他認為鄴下文士個個都是卓異之士，“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他自述寫作動機說：“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乃作論文。”作者對“七子”逐一做了評論，既指出了長處，也不隱諱其缺點，頗具領袖風範。作者還從文體、文氣的角度分析了文士具有不同才能的原委。從文體看，文章分為四科，文士們或長於典雅的奏議，或長於宜理的書記，或長於尚實的銘誄，或長於綺麗的詩賦，因人而異。從文氣看，氣有清濁，無法授受。職是之故，文人不應當以己之長比人之短，要善於自見。
由於文士們自視甚高，皆以為有蓋世之才，故不能正確認識自己，不安心於文籍翰墨工作。為此，曹丕指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將翰墨篇籍之作者譽之為“誌士”，從事翰墨篇籍工作亦可建“千載之功”，他們的英名將與幽而演易的文王、顯而製禮的周公齊名，流芳百世。所以，文士們應當消除自己的委屈和不滿情緒，“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用文章為一統大業而鼓與呼。
《典論·論文》撰寫於鄴下文人集團最活躍的建安十六年前後；《典論·論文》並未突破儒家價值觀而表現出什麼“文的自覺”和“人的覺醒”，相反，它是向儒家傳統觀念的複歸，是對儒家傳統觀念的總結；是曹丕勸誡鄴下文士改變文人相輕的陋俗，加強彼此間的團結與合作，安心於篇籍翰墨工作的一篇“告示”。這就是本文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