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奏本詳細分析了明朝內部的形勢，說：南朝已經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變得武弱文強，弊病叢生，上下欺騙，賄賂公行，到萬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國家紀綱嚴重敗壞。先皇帝（指努爾哈赤）席卷遼河以東，已成破竹之勢，但舉足不前，中止征伐，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萬曆之後，泰昌（明光宗）繼位才一個月，便傳給天啟（明熹宗），在位僅七年，如今崇禎（明毅宗）剛嗣位，此人賢否，還不得而知，而寧遠前線的軍事態勢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財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國之力傾注於一隅之地，還是很充裕的。論野地浪戰，南朝則不如我國，而死守城池，我兵卻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國屢次進征，屢次不得長驅直入，令人憤恨不已。我以為時間未到，不能強求；機會來臨，不可失掉。我國對南朝的方針大計，惟有“講和與自固二策而已”。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訓，但賄賂的積習難以消除，時間一久，它就會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頹勢之中。等待我國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強大，那時再乘機進攻，破竹長驅，天下可以傳檄而定。一這就是兵法上說的“卑驕利誘之術”。再有一策，我國努力修明政治，開墾土地，息兵養民，舉賢任才，不慕虛名，隻求實力。這是最為要緊的一著，即“自固”的上策。況且南朝文官武將，季季更換，年年變遷，它的宰輔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權達變，其科、道官員不懂軍事而紙上談兵，以為邊官無功，統統罷官，雖“師老財匱”，卻頻頻催促進兵。那時，我國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一擊十。這實在是計出萬全之策啊！
奏本還談到了對蒙古的政策，認為它“素無紀綱，無大誌”，不過是貪圖小惠小利，隻要“善為之撫馭可也”。談到朝鮮時，認為它僻處海隅，沒什麼財富，君臣之間，拘拘守禮。因此，後金可以與它交往，或先放置一邊為上策。
這道奏疏，洋洋數千言，議論滔滔，縱橫古今，把問題論述得十分明晰透徹。讀其文本，奏議者不僅熟知曆史典故，對明朝內情也了如指掌。雖為佚名之奏，也可斷定必出自漢官。歸納他的建議，這就是對明朝采取和談與自固二策；對蒙古不宜過多用兵，應取“撫馭”之策；對朝鮮亦取交往或置而不論。對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對明最為重要，關係到全局和後金的勝敗存亡。努爾哈赤時，對明朝隻有軍事進攻，沒有進行和談，也沒有明確提出“自固”的問題。這個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談”，是一個策略，在和談的掩蓋下，爭取時間，在各個方麵加強自己，鞏固在遼沈的根據地。迅速富國強兵，就是“自固”。同時，利用和談，裝出卑下的姿態，麻痹明朝，促使其內部不攻自亂。時機一到，便“破竹長驅”，天下可定。老謀深算的漢官範文程和寧完我、馬國柱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他說：“伐明之策，宜先以書議和，俟彼不從，執以為辭，乘釁而入，可以得誌。”他和佚名奏本稍有不同的是，主張不能放棄軍事進攻，要邊談邊打，以攻為守。
清太宗綜合各方麵的意見，確定了和談的方針，並同時使用軍事力量，對明展開了積極地進攻。另方麵，他采取各種措施，改進後金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將和談與自固結合起來，伴之以軍事進攻，以求實現其政治抱負，這可以說是太宗作出的方針大計。他在位十七年，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指導原則。到天聰九年，形勢的發展變得對後金十分有利，許多漢官紛紛倡言，力主直取燕京，但太宗不為所動。他說：“朕豈不願成大業，而專以遊畋為樂耶？但圖大事，須相機順時而動，今察哈爾蒙古，皆新來歸附，降眾未及撫綏，人心未及安輯，城廓未及修繕，而輕於出師，其何以克成大業？”又說：“朕反複思維，將來我國既定之後，火兵一舉，彼明主若棄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圍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請和，其許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許，而彼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應作何安輯？我國貝勒等皆以貪得為心，應作何禁止？此朕之時為厪念者也。”他指令高鴻中、鮑承先、寧完我、範文程等討論，將結果報告給他。太宗作為一個政治家，善於采納臣下的合理建議，同時又使自己站得更高些，看得更遠些，不管在什麼形勢下，都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這正是他獲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