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設理藩院。它的前身是蒙古衙門。此機構專門負責蒙古方麵的事務。這樣，經過幾年的改革、充實，便形成了內三院、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一套完整的官製，合稱三院八衙門。就在這年，根據大學士範文程、希福、剛林等人建議、太宗進一步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門官製：每個衙門設滿人承政一員，以下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啟心郎、主事等官，以滿、漢、蒙古人參差充任。
很明顯，上述一係列機構是仿照明製建立起來的，從一定範圍講，它們是明朝官製的翻版，但它和明製又不盡相同。後金是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有本民族的創造，某些機構和名稱又為明朝所沒有，因而該政權的官製具有民族的特點。它吸收了大批漢官和蒙古人參加執政，這對努爾哈赤那時排斥漢人參政是一個大的突破，因而又具有滿蒙漢貴族地主聯合主政的性質。太宗對國家機構和體製的大幅度的改革，主要是在漢官們的建議和幫助下實現的，它是太宗實行封建化的重大成果，標誌著這個政權在政治上完成了向封建國家的過渡。
清太宗繼位不久，在漢官們的幫助下，製定了進取的戰略方針。
後金進入了遼沈地區，經數年征討，疆土日益擴大，東南至鴨綠江，與朝鮮相鄰；北至嫩江，與蒙古接壤；西過遼河，與明朝相峙。後金正好處於這三股勢力的包圍之中。努爾哈赤遷都遼陽時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危險的形勢。當時他把明朝當成主要的“敵國”，視蒙古、朝鮮為“內顧之憂”。為了征明的需要，他不惜“一時之勞”，“惟遠大是圖”，他圖謀的遠大目標就是奪取明朝的天下。因此他堅持把都城從赫圖阿拉遷到遼陽，再遷沈陽。他認為“沈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爾鼻（遼寧彰武）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路可進。”努爾哈赤看出了明朝、蒙古、朝鮮是他實現大業的障礙，而把明朝當成他的最主要的對手，明確表示要把對明的征討進行到底。這些見解和大膽實踐，表現了努爾哈赤具有戰略家的目光。但他隻是勾畫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尚缺乏細致的描繪，尤其缺乏實現其戰略目標的具體方針策略。
努爾哈赤的繼承者清太宗，無論是對形勢的估計，還是所采取的策略，對努爾哈赤的事業都有所發展。有一次，太宗帶諸貝勒去看望他的哥哥代善，道出了他對整個形勢的基本估量。他說：“皇考收服諸國，創立基業，留給了我們。如今，漢人、蒙古、朝鮮四境逼處，都與我對立，而且哪個國家不被我征討？天下之人誰不在圖謀我們呢！所以我們要努力圖強，勉勤國政。”太宗比他父親更深刻地看到了局勢的嚴重性和所處環境的險惡。他父親活著的時候，主要靠強悍的八旗兵東征西討來實現他的雄心壯誌。但太宗認識到，單靠“以力服人”即軍事手段未必全部奏效，他要使“人心悅誠服”，除了必要的軍事征討，還要靠政策，從政治上、策略上解決問題。因此，他繼位後，和諸貝勒大臣、漢官們深入地討論了後金、明朝、蒙古、朝鮮的形勢，聽取他們陳述的各種政見。天聰二年（1628年）八月，有一份佚名奏本，很有代表性，它深刻地分析了後金所麵臨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奏本從分析形勢入手，寫道：兵法說得好：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首先應當了解各個方麵的“大勢大局”。那麼，南朝（指明朝）是什麼形勢呢？“西夷”（指蒙古）是什麼形勢？朝鮮是什麼形勢？我國又是什麼形勢呢？現在麵臨的形勢如何？而將來的形勢又怎樣發展？如何行動才算得策？如何行動為失計？差之毫厘，謬以千裏。這是“圖霸製勝”的一個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