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半個多小時過去了，新華局長才走了出來，後來聽他說，9名男員工被關在了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裏，睡覺都必須輪流睡，太擠了，吃飯每天一個列巴、一碗湯。更可憐的是女炊事員，單獨關在一間屋子裏，正好來例假，見到劉局長提出唯一的要求是能不能給她送些衛生紙進去。說到這，新華局長和我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當天新華局長與俄移民局官員進行了嚴正的交涉。從那天起，收容所允許我們安排人做好飯菜送進去，女炊事員也受到了應有的待遇。
5月31日，被關押的10名員工在俄羅斯終於又重新獲得了自由。
國境線
2010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天氣晴朗。
吉普車行駛在坎坷的俄羅斯聯邦阿穆爾河（黑龍江）國境線的沙石路上，顫顫悠悠有如走在撮衣板上似的。這是一條原中蘇關係緊張時修建的戰備公路，路邊火燒過的草地裏還殘留著曲曲彎彎的戰壕、水泥碉堡和大型地堡，所有的射擊孔都對著公路，隔不多遠就是一處邊防哨卡，高高的木製瞭望塔俯視著遠方。這條公路由於年久失修，溢滿了積水，沒走多遠就把車前的牌照給涮掉了。可是，在基洛夫村我們的拖拉機壞了，國內小李從哈爾濱經哈巴羅夫斯克捎來的配件正急等著送去。吉普車緩慢地經過了庫克列瓦村和諾威爾村，到前麵吉日列瓦村距目的地就18公裏了。宋翻譯聚精會神地晃動著方向盤，猛然間聽到車後邊一陣刺耳的金屬撞擊聲，車一下停了。經檢查發現吉普車左側的減震器顛壞了，無法繼續行進。此時路上空無一人，鎖好車後我們兩人帶著配件徒步走向吉日列瓦村，當我們越過路上的坑坑窪窪，深一腳淺一腳地來到村邊一處農家院子裏，看到一輛拉達轎車旁兩位俄羅斯婦女正忙著擦車，年長的婦女四十歲左右，穿著鑲白花邊的圍裙，眼睛很大，身體較胖；另一位是亭亭玉立、美麗俊俏的俄羅斯少女，穿著白底粉花的布拉吉（裙子），光腳穿一雙紅色的拖鞋，看樣子是一名學生。同這母女二人打過招呼後，我們提出雇她的車去基洛夫村送配件，並願意付給車費500盧布，也許是看我們著急，或許是我們的雇車金額超過了她的預期，年長的婦女毫不猶豫地答應說：“巴葉賀裏（上車走吧）。”上車後才知道，這位名叫那塔莎的中年婦女已有20年的駕齡了，她是村子裏幼兒園的炊事員，非常健談。女兒名叫安娜，不太願意說話。那塔莎嘮叨說：“別看現在這條路不好走，60年代就修了柏油路，非常好走，那時像你們中國人是不能來這裏的，就是俄羅斯人也必須有邊境通行證才可以出入這裏。現在不行了，我這車子走出去就是一車泥土，這地方好車是不能開的，你們知道‘俄羅斯就是怪，拉達車比奔馳快；十五六歲談戀愛，三十多歲當奶奶，幹活全是老太太’嗎？”聽得我們心情一下子好了起來。當我們問到路旁荒草叢生的排水壕時，那塔莎說：“路溝還是我上學的時候修的，那棵鬆樹還是我栽的呢！”我們就這樣愉快地嘮著，不知不覺就到了基洛夫村。
前蘇聯
2010年5月4日，青年節，陰轉中雨。
鄰居莎莎來給我們送魚，翻譯小徐開玩笑說：“嘎卡結拉（近況如何）？”“不樂嗬（不好），一星期上3天班，工作少，每月還不到8000盧布。”徐翻譯說：“8000盧布還少啊？折人民幣快2000元了。”莎莎回憶說：“可這比原來差多了，1975年我1個月雖然開300多盧布，但那時買1塊好的機械手表才30盧布，3個月收入就能買1輛莫斯科人（小轎車），20戈比（100戈比為1盧布）1個列巴（麵包），現在20盧布才能買1個列巴。”我插話問：“莎莎，70年代1個盧布可換多少美元？”莎莎說：“1.5美元，可前蘇聯花錢少啊，房子分給你，連院牆都統一給你釘好，屋子裏的地毯、掛毯都免費發給你，蘇維埃的生活幸福而輕鬆。唉！都是過去事了。”恰巧俄籍中國人老閆也在我們這裏，他原是一名杭州插隊知青，1975年從國內邊境農村跑到了前蘇聯，同他熟悉後我問：“你當時為什麼要跑到這邊來？”老閆說：“我是南方人，願意吃甜食，那時國內買白糖要糖票，定量供應，非常緊缺，我們知青有在江邊打魚點的，我去看他們時觀察到從江這邊漂過去的食品盒子花花綠綠的，就想，那邊的生活肯定比我們好，於是晚上就偷著遊過去了。上岸後在勞動營中發給了盧布，我先花2戈比在商店買了1公斤白砂糖，夜裏全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