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西夏主李繼遷騷擾西部邊疆，保安軍擒獲了李母。宋太宗想把她殺掉，猶豫不決，請樞密使寇準商議此事。商議定後，寇準回家路過相府，將結果告訴宰相呂端。呂端問：“這件事準備怎樣處理？”寇準告之：“準備斬首，以懲戒凶逆。”呂端說：“如此未必合適。”他於是進見皇帝說：“從前項羽欲烹高祖父太公以示威於高祖，而高祖卻說願分得一杯羹。舉大事者是不顧父母的，何況李繼遷是個不孝之子呢。陛下今天殺其母，明日能抓住李繼遷本人嗎？如若不然，隻能增添其對宋的仇恨。臣以為，應將李母安置於延州，好好服侍，以招來李繼遷。他即使不降，也可用此事拴住他的心。”太宗聽罷稱讚，以為有理。後來繼遷母死於延州，繼遷死後，其子投誠。
《韓詩外傳》中也有類似的故事。
楚莊王欲動員大軍攻打晉國，並武斷地決定：“此事我已決定了，敢再諫者死！”此時，孫叔敖挺身而出，冒死勸道：“我院裏有一榆林，前天，我在林中偶見一隻蟬，正欲去飲露水。這時其身後卻有一隻螳螂，正做捕食之勢。然而螳螂也沒有發現有一隻黃雀早已瞄上了它。同時，樹下一孩童卻正張著彈弓向黃雀瞄準。而那孩童忽略了腳邊的一個大洞。他們都隻為眼前的利益所惑而不顧身後的危險呀！現在晉國未衰，而大王欲討之，情形不也是一樣嗎？”聽了這段話，楚莊王終於收回了成命。
當人被某事某物所惑時，往往會不權衡利弊匆匆行動，從而不免受挫。相反，權衡利弊者，無論辦什麼事都不會陷入困境。
辦事要得失有度
有的人在辦事時，無端生出許多煩惱，這都源於利害得失間的矛盾。如果單純就事論事來講，利害就是利害，得失就是得失，兩者涇渭分明，水火不容，但是從人的生活整體而言，利害得失又是相互聯係、密不可分的，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同一件事情。
春秋戰國時期的宓子賤，名不齊，是孔子的弟子，魯國人。有一次齊國進攻魯國，戰火迅速向魯國單父地區推進，而此時宓子賤正擔任單父邑宰。當時正值麥收季節，大片的麥子已經成熟了，不久就能夠收割入庫，可是戰爭一來，這眼看到手的糧食就會讓齊國搶走。當地一些百姓向宓子賤提出建議，說：“麥子馬上就熟了，應該趕在齊國軍隊到來之前，讓咱們這裏的人去搶收，不管是誰種的，誰搶收了就歸誰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些人也認為：“是啊，這樣把糧食打下來，可以增加我們魯國的糧食，而齊國的軍隊也搶不走麥子做軍糧，他們沒有糧食，自然也堅持不了多久。”盡管鄉中父老再三請求，宓子賤堅決不同意這種做法。過了一些日子，齊軍一來，把單父地區的小麥一搶而空。
為了這件事，許多父老埋怨宓子賤，魯國的大貴族季孫氏也非常憤怒，派使臣向宓子賤興師問罪。宓子賤說：“今天沒有麥子，明年我們可以再種。如果官府這次發布告示，讓人們去搶收麥子，那些不種麥子的人則可能不勞而獲，得到不少好處，單父的百姓也許能搶回來一些麥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後便會年年期盼敵國的入侵，民風也會變得越來越壞，不是嗎？其實單父一年的小麥產量，對於魯國的強弱的影響微乎其微，魯國不會因為得到單父的麥子就強大起來，也不會因為失去單父這一年的小麥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讓單父的老百姓，以至於魯國的老百姓都存了這種借敵國入侵能獲取意外財物的心理，這是危害我們魯國的大敵，這種僥幸獲利的心理難以整治，那才是我們幾代人的大損失呀！”
宓子賤自有他的得失觀，他之所以在這件事上拒絕父老的勸諫，讓入侵魯國的齊軍搶走了麥子，是認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點點糧食，而讓民眾存有僥幸得財得利的心理才是無形的、無限的、長久的損失。利害得失應該如何取舍，宓子賤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人生修行課
辦事要做到顧全大局，就必須臨危不亂，關鍵時刻不能患得患失於小利小益，要善於分清眼前利益，能夠舍卒保車，為了更大、更長遠的利益舍棄眼前的利益。
問清當時的情形，講明道理以引導之，是論辯的常法，也是辦事的方略。運用因勢利導的方法，有時可以使複雜問題簡單化，為人們之間的溝通提供方便。
辦事就像廚師燒菜，隻有掌握火候，菜才不會燒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