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傾聽海子的好友西川追憶海子的故事。他的語氣充滿疼痛。令我洞察到詩人之間的友誼，以及生者與死者的友誼。西川是個樂觀的詩人。一個樂觀詩人的悲傷語調尤其感動聽眾。我是在香山腳下的臥佛寺詩會第一次見到西川的，他的煙癮挺大，但香煙夾在這位結實的漢子指縫裏更像是繡花針般纖巧的飾物。我估計他握筆的時候也是如此。所以他的詩風舉重若輕：“動物是有迷信的，植物是有思想的，神是有缺陷的，人是有靈魂的……”
正如貴婦人的沙龍是巴黎的傳統，北京的詩人們也經常聚會——采用通俗化的稱法，叫“飯局”（或許大俗即大雅吧）。但清一色的是男性角色。這種崇尚清談的聚會也就基本上沒有性別特征。講述者與傾聽者皆以中性的思想家、哲學家抑或藝術家麵貌出現，談玄論道，力求達觀。我通過城市東西南北中的不同飯局結識了諸多有意思的詩人。李大衛就是一位。他曾以筆名維維火過一陣子，但忽然不寫詩了，改寫小說了。在作家出版社出了部長篇，叫《集夢愛好者》。書名怪怪的，我一開始差點看成是《集郵愛好者》了。一字之差，但天壤之別。在文聯大樓下艾青題辭的四川菜館，在座的詩人們正從理論上為詩歌爭執不休，一位相貌英俊的北京小夥子近乎幼稚地談起最初對繆斯的憧憬：“我父親有本雪萊全集，英文版，但是蘇聯印的，翻開來有種很臭的樹膠味，可裏麵那張銅版作者像給我印象極深——那才叫詩人！”他童貞般的感情令我刮目相看。我模糊地想起自己也看過的雪萊肖像的版畫。我凝視著李大衛癡迷的麵孔：或許這才是真詩人，本色且本質。評論家張頤武的解說印證了我的看法：“李大衛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熱衷於各種奇怪的知識，沉迷在許許多多稀奇的事件之中，始終是生活旁邊的一位冷眼的觀察者。他隱居在自己家中，漫遊在我們城市的腹地。李大衛的生活是相當另類的……他的人生立場是間離的，是站在外麵去思考的，因為他是一個從書中對人性有了很清楚很明晰的了解的人。”他的小說《集夢愛好者》更像是夢遊者枕邊的一整部蝴蝶標本。他延續著莊子的蝴蝶夢。
北京的詩人們中，有樂天派、悲觀主義者、演說家、社會名流、草莽英雄、江湖術士、夢想家、懷鄉症患者，有知識分子也有行為藝術流浪漢，有窮人也有富翁。社會身份或許大相徑庭，但他們本質上都是詩人。這是他們無法塗改的共性——相當於血統。北京應該是出大詩人的地方——我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但還應謹慎地加上一句：如果我們這個時代還需要大詩人的話。這樣我的分析與判斷就合情合理了。在物質與精神的天平上，詩人這個概念注定傾向於精神那一端的。但願物質的勢力，不至於使詩人的概念，在時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北京詩人。和外省相比，北京詩人占據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正如巴黎曾雲集過將近半個法國的畫家。北京詩人甲天下。
一星期前，麵容削瘦的畫家高星邀請我與鄒靜之等人小聚，席間談論起北京城裏那些曾叱吒風雲的詩歌少校們的下落，鄒靜之隨口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詩：“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向紫禁城飛奔……”我忽然發覺北京城裏城外的詩人們還是有些區別的——並不僅僅表現在口音、相貌等方麵。我曾經寫過一篇《詩歌地理》：以護城河為界，裏麵的詩人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閑適的態度處理藝術、愛情、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外麵的詩人則纏著綁腿、懷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鐵路線上，不時用指南針探測城門的方向……必須承認，無論從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為圓心而存在，作為坐標而存在，構成眾多外省詩人渴望攻克的橋頭堡。北京城裏的詩人之所以以逸待勞且盛行清談之風，因為他們天生就坐守在終點站，占據著天時地利，以守為攻。外省的詩人則如過江之鯽，擁擠在中途換乘的無名月台上，這注定他們將選擇矛而放棄盾，他們的戰略隻能是以攻為守。城裏的詩人穩坐釣魚台，好紮堆兒但很明顯缺乏流浪意識，每逢春暖花開才萌生踏青的念頭，在郊外轉悠一圈又回來了。外麵的詩人則周遊列國，逐鹿中原直至踏破鐵鞋，離城門仍然一箭之遙——當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鳴鏑射中了故宮的門匾。詩歌界是需要出幾個李自成的。
這是否屬於另一種圍城情結呢？甚至，世紀末的繆斯本身就是一個神話、一個名存實亡的空城計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誰的手裏？很明顯它不應該是一道城門。神殿並不是繆斯最確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詩人的內心都能供奉一尊繆斯、一尊個人化的保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