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得得體，則讓人高興；反之，隻會讓人傷心。一句話是同一個意思，出自兩個人之口，聽起來也有區別。你自己信口開河，根本意識不到會傷害人，但別人認為你是有意的，俗話說“口乃心之門”，你明顯是故意傷害他。
不愛多說話的人，他內心並不是糊塗得無話可說，而是他明白話說多了鮮有不敗事的道理。
當初，釋迦牟尼佛在蓮花池上，麵對諸位得道弟子，突然拈花示眾，眾人不解其意，而隻有迦葉尊者領悟了佛祖的意思，他會心一笑，於是就有了禪宗的起源。孔子觀於後稷之廟，有三座金鑄的人像，幾次閉口不說話，隻在它的背上銘刻了幾句名言：“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
釋迦牟尼佛無語拈花，孔子銘刻“無多言，無多事”，這兩位東方的聖人的行為，寓意深刻。它勸誡人們：為人寧肯保持沉默寡言的態度，不驕不躁，寧可顯得笨拙一些，也絕對不可以自作聰明，喜形於色，溢於言表。
有一首詩寫道：“緘口金人訓，兢兢恐懼身。出言刀劍利，積怨鬼神嗔。簡默應多福，吹噓總是蠢。”善於把持自己，讓他人覺得你深不可測，從而集中心思與力量來對付你。這便是“沉默是金”的道理。
不到時候不開口
範雎是秦國曆史上的一位賢相。開始，他並沒有那麼幸運，而是費了很大周折才得到秦昭王的重用。一次，在大臣王稽的引見下，範雎進宮拜見昭王。昭王早就聽說範雎的賢明，便把他引入密室，單獨傾談。凡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均能把虛與實、張與弛處理得恰到好處。秦昭王越是急切切地請教高見，範雎越是慢騰騰地故弄玄虛。秦昭王畢恭畢敬地問道：“先生以何教誨寡人？”範雎卻一再“唯唯”連聲，避而不答。最後，秦昭王深施大禮，苦苦祈求說：“先生難道終不願賜教嗎？”範雎見秦昭王心誠，這才婉言做答，但談論的都是一些與治政無關的小事。等到昭王拜他為上卿，封之於應地後，範雎才拿出他的“遠交近攻”的策略。
範雎這樣做是有原因的。當時的秦國，內有太後的專橫，外有穰侯的跋扈，再加上高陵君、華陽君、涇陽君為虎作倀，以範雎一個卿客的身份是不敢輕舉妄動，與昭王暢談國事的。直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時機成熟時，他才暢所欲言。因此，不是時候，不到時機，有些話是不能說的。說了，反而會惹上麻煩。
“話不投機半句多”，要想達到目的，沒有機會就更加困難了。韓非子在他的《說難》中談到了多種勸諫的原則，堪稱不朽的著作。而且，韓非子在每一個說話的原則後附加一則史實，用來證明說話之難。
韓非子說：“大凡遊說的要務，在於知道美化所說對象自認為得意的地方而掩蓋他羞恥的地方。他有個人的急事，就一定要表示是合乎公理道義的，並且勉勵他。他的心中有卑下的意念，然而不能克製，遊說者應將之說成是美好的，並嗔怪他為什麼不去做。他心中有過高的企求，而實際上達不到，遊說者應為他舉出這件事的缺陷，揭示它的壞處，稱讚他不去做。有的君主想自誇智能，就為他舉出同類的其他事情，以增加君主智慧的來源，使他借助於我的進言，而我卻假裝不知，以幫助他自逞智能。遊說者想進獻與人相安的話，就必須說些美好言辭，而又暗示這是合乎君主私利的。遊說者想陳述有危險的事情，就要強調它會遭到非議，而且暗示他也會給君主個人帶來禍患。遊說者要讚譽其他與君主有同樣行為的人，策劃其他與君主考慮的相同的事。有人與君主有同樣卑汙的行為，就必須大力美化，說它沒有什麼害處；有人與君主遭遇同樣的失敗，就必須公開掩飾，說他沒有過失。君主自誇有能力時，不要給他出難題，讓他難堪；君主自以為勇於決斷時，不要以他的過失激怒他；君主自以為計謀高明時，不要用他的失敗讓他窘迫。遊說的內容對君主沒有什麼不合，言辭又沒有什麼抵觸，然後就可以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辯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