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對香港發動了猛烈襲擊，而那時，陳寅恪正在香港任大學教授。因為香港的失陷，學校也就停了課，陳寅恪不用去學校上課了，便在家裏待著。由於陳寅恪的名聲很大，日本軍部也知道他是位有名的學者，而且還精通日文，於是對他格外優待，在他家門口做了一個記號，禁止日軍去騷擾他。當時條件艱苦，糧食緊缺，日軍又派人送了兩袋大米到他家，但是他並沒有接受，而是將日軍和大米拒之門外了。後來，陳寅恪的兄長陳衡恪知道了這件事情後，寫了這樣一句話在詩中：“正氣吞狂賊。”948年6月，國民黨的紙幣一直在貶值，買一包紙煙就要幾萬塊錢。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清華大學教授的薪資雖然也在漲，但遠遠比不過漫天飛漲的物價。這樣，教授們原來比較優越的生活沒有了，他們和其他百姓一樣生活拮據，尤其是那些家裏人口多的，處境更是窘迫。當時，國民黨為了緩解民憤，就耍了一個小聰明，搞了一種配購證，擁有配購證的人可以用較低的價格去買“美援的麵粉”。那時，美國正在積極扶持日本，而吳晗等人就商量了一下，決定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抵製美國政府對中國人的侮辱，並且還決定為此發表一個公開聲明：“為反對美國政府扶持日本的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汙蔑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舍物質，無論是收買還是給予的。下列同仁統一拒絕購買美援議價麵粉，一致退還購物證，特此聲明。”聲明寫好了後，還是和往常一樣，每個人負責聯係一些人，征集簽名。於是，吳晗拿著聲明書去找朱自清，那時朱自清在嚴重的胃病折磨下，每天隻能吃很少的東西，人很憔悴，說話也很低沉。雖然朱自清有許多孩子，日子比誰過得都苦，可是他看完聲明後，毫不猶豫地就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不僅這樣，在清華大學工字廳舉行的“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座談會上，朱自清還這樣說道：“現在的知識分子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條是幫凶幫閑，向上爬的；還有一條是向下的。知識分子是既可以上也可以下的，所以知識分子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朱自清雖然家裏貧困，他還是堅持拒絕購買美援麵粉。甚至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還告訴妻子要記住自己是在拒絕美援麵粉的聲明上簽過字的。
陳寅恪、朱自清、吳晗等人拒絕接受美國的救濟糧，不畏強權，拒絕向侵略者低頭，堅守了中國人的氣節，充分體現了清華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品德修養是一麵鏡子，照耀著每個人的一舉一動，讓每個人都能分清榮辱。一個有品德有修養的人，他會時時刻刻為他人、為社會著想。清華改製後的第一任校長羅家倫在《知識的責任》一文中提出有知識的人“要負起更重大的責任來”，錢學森說“我的事業在中國”，王淦昌說“我願以身許國”……這就是清華人的責任，是清華人最本色的“光環”、最顯著的標誌，也是清華人應有的人生境界。
前蘇聯作家契訶夫有這樣一段名言：“一個真正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在看到別人喝湯的時候把盤子裏的湯濺得四處都是，他不是看著對方的，而是知道自己該把頭扭到相反的一麵，裝做什麼都沒有看見。”
有個醫生，到一所小學去拜訪一位老同學。剛走進校園時，他就看見一個拄著拐杖的小男孩正一瘸一拐地從自己麵前走過。這位醫生覺得很奇怪，但他還是接著往學校裏走，可是沒過一會兒，他又看見一個小女孩，眼睛上裹著層層紗布，被一個看上去應該比她小三四歲的男孩攙扶著，兩個人一起小心翼翼地走進了教室。這位醫生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問他的同學：“你們這裏怎麼會有這麼多殘疾兒童？”他的同學微笑著解釋道：“他們不是殘疾人，這是我們學校的愛心增長課。學校為了讓這些幼小的心靈能夠真正理解和同情別人的疾苦與不幸，就要求所有學生，在一個學期當中，每個人都要過一個盲日、一個聾日、一個殘疾日和一個啞日。比如輪到過盲日這天，有些小朋友的眼睛就要被包起來，什麼都看不見。然後學校裏再分派其他孩子去幫助他們，這就會使扮盲者的同學和幫助他們的人都從中受到教益。”聽完同學講的話，這位醫生走到一個蒙著眼睛的小女孩麵前，親切地問道：“你這樣子纏住眼睛，看不見東西，不會覺得難受嗎？”小女孩高興地回答說：“不會的，一開始的時候，是會覺得有些難受，但隻要一想到那些終生都看不見東西的人，就會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緊接著，小女孩又興致勃勃地說：“自從過了盲日、聾日、啞日和殘疾日之後，我學到了很多，也更能體會那些人的感受了。給予別人幫助，被別人需要真的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