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言語交際的人是形形色色的，他們的言辭及形體語言的表達，也不可能千篇一律。由於各人的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地位、文化、修養、情趣、性格、氣質等的差異，其表達必然帶有區別於他人的特點。這些特點，就構成其言語的風格，主要體現在音量、音調、音準、語氣、用字、遣詞、造句、辭格以及神情、姿態、動作等方麵。中國自古便有“文如其人”之說，那是指文字表達，意為文章的風格恰與作者的為人相似。而在言辭及形體語言的表達中，同樣也認為“言如其人”。“言如其人”就是說，一個人的言談、舉止、神態，也體現著這個人的風格。因此，法國著名評論家布封認為：“風格就是本人。”我國的《文子·符言》中也說：“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就是指出了發送者必然體現出自己的風格，而接受者也由其發送了解其風格。
一、言語風格的含義
風格原本是指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流派或一個人的藝術作品所表現的主要的思想特點和藝術特點。習慣上稱藝術風格。“藝術風格作為一種表現形態，有如人的風度一樣，它是從藝術作品的整體上所呈現出來的代表性特點，是由獨特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藝術家的主觀方麵的特點和題材的客觀特征相統一所造成的一種難於說明卻不難感覺的獨特麵貌。”
實用口才的言辭固然不是藝術作品，但其表達是不能不講藝術性的。更何況許多言辭都不是隻言片語，而是以“話篇”的麵貌出現的，這與藝術作品在事實上並無本質的區別。因此，實用口才的交際言語仍然存在風格的問題。
那麼，究竟什麼是交際的言語風格呢？
風，就是風貌；格，就是格調。言語風格，指的就是交際者在交際活動中逐步形成的以穩定、鮮明而獨特的表達手段和表現方法展現出一種個性十足的風貌、格調。
這裏需要明確的是：風格是交際者個性的體現。個性是有別於他人的特性。人們對某人個性的了解，可以通過其發送的言語來獲得，但不能僅據自己感受到的發送來斷定某人的言語風格。發送者的言語風格是由其一係列發送來體現的，不能僅僅依據其隻言片語或一兩次發送，便認定其具有某種言語風格。
《紅樓夢》第三回中，林黛玉初進賈府，正在堂上與眾親戚圍坐賈母身旁聽賈母敘談之時，忽聽後院有人高聲大氣地笑道：“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當時就覺得十分納罕：“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這隻是黛玉及讀者對其個性的了解。後來賈母向黛玉介紹說：“她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隻叫她‘鳳辣子’就是了。”黛玉及讀者也仍然隻是了解了王熙鳳的潑辣個性而已。直到以後王熙鳳的多次與人交際，黛玉及讀者才認識了她那驕橫、恣肆、刁鑽、剛愎、尖刻，而又圓滑、乖巧的言語風格。
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就具有極其突出的言語風格——詼諧發噱，幽默風趣。《林肯傳》中，他的好友比爾·格林等人這樣評價他的言語風格說：“他活像個從兒童圖畫中鑽出來的人物。”“他的嚴密的說理與詼諧滑稽，很少有人能同他並駕齊驅。”“他講起笑話來，簡直會使人笑破肚皮。我從來沒見過一個真正的滑稽演員，而林肯肯定算得上一個。”“哪怕是一些嚴肅的事情，經他一調侃、諧謔，每每致人掩口發噱、拊掌大笑。”比如，林肯在與戴頓競選第15任總統布坎南的副總統時，由於當時蓄奴主義的影響在美國較為強大，主張廢奴的林肯以懸殊的票數敗於戴頓。當人們將選舉結果告訴他時，他竟眨眨眼，一本正經地說：“啊，那敗下去的家夥一定是另一個叫林肯的人！”其神情引得人們啞然失笑。
其他著名人物，其言語風格也很突出。如我國春秋諸子中，孔子的深沉精辟，孟子的淺顯生動，墨子的嚴謹質樸，莊子的幽默機智，荀子的周密恣揚，老子的厚重激越。又如領袖人物中，馬克思的嚴肅深刻，恩格斯的典雅周密，列寧的尖銳熾烈，斯大林的厚重淩厲，毛澤東的機智風趣，周恩來的親切細膩，陳毅的粗獷酣暢，鄧小平的堅毅果敢，等等。
二、言語風格的形成
交際者的言語風格並非天生，而是多種因素使然。
（一）客觀因素
1.時代背景
任何一個交際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之中的。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觀念、思潮、習俗、情趣，會給交際者以厚重的熏陶和深沉的影響。不管交際者是否有意，其發送的言語都不可避免地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俗話說“什麼時代說什麼話”，原因就在這裏。
我國早期典籍《國語》中記載的公元前800多年的周厲王時期，“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就是那個專製政治時代的反映。人們都不敢說話，路上相遇，隻以眼睛示意而已。即使非說不可，也隻能歌功頌德。
而到公元前300多年後的春秋時期，政治開放，經濟發展，文化豐富，觀念遞進，人們不僅敢說，而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湧現一大批風格迥異的能言善辯之士。
從漢末到東晉，由於社會的動蕩，政治的險惡，在士族門閥中則形成一種清談風格。
南宋時期，由於北方長期淪陷，人們又多慷慨激昂，奮勇熾熱。
清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於嚴厲鎮壓反滿活動，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又嚴防民口，禁絕一切有礙其統治的言論，造成人們的言語大多唯唯諾諾、阿諛奉承。
太平天國時期，洪秀全就下過一道《戒浮文巧言諭》，告誡人們：“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於是有平實俚俗的風格。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下去後，巧言麗語的風格又盛行起來，反對平實質樸的大白話。林紓就公開提出：“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
“五四”時期由於新思想、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那種咬文嚼字、陳腐鋪張的言語風格被人們唾棄，而致俗語白話再度興起。
新中國成立後，謳歌共產黨，讚美新社會成為時尚。後來的一場反右鬥爭，又使人三緘其口。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登峰造極，彼此交際要麼不談，要麼隻談天氣。這時還有什麼風格可言？
2.社會環境
每個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的。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環境創造人”，就明顯地體現在言語風格上。
長期在校園裏生活的教師，與長期在工場勞動的工人其言語風格就會有明顯的差別。一個家庭，父母脾性火暴，一貫粗聲大氣、吵吵嚷嚷，其子女就會耳濡目染，滋生類似的言語風格。
《紅樓夢》中的王熙鳳的言語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所處環境造成的。在娘家時，她是當時四大家族中王家的寵女，趾高氣揚、頤指氣使慣了。出嫁後，又是嫁到同是四大家族之一的賈家。並且，深得賈母喜愛，年紀輕輕便成了當家的二奶奶。又由於她畢竟是一個女人，上麵有重重疊疊的長輩，左右有許許多多的親戚，這就使得她在驕橫、恣肆之中，不能不有一些圓滑、乖巧。
3.民族特點
各個民族的生活習俗、審美情趣、文化心態、思維方式存在著差別，他們的言語也體現著自己民族的風格。有人說：“世界上有四類人，一類講了就幹，如美國人；一類幹了再講，如日本人；一類幹了也不講，如德國人；還有一類講了不幹，不少中國人就屬於這一類。”這也可以說是不同的民族特點在言語風格上的不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