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此，在交際活動中，各方在一定的時間內就應當受一定的話題環境的製約，承認話題環境對自己發送或接受產生的影響，從而按照話題環境的界定，把握自己的發送和接受。如果某一方不顧話題環境，交際就會出現偏差，乃至不能進行。
例如，某機關兩位男同事正在走廊裏閑聊時，一位剛分配來的女大學生從他倆身邊走過。甲目不轉睛地盯著女大學生看，情不自禁地讚歎道：“啊，真是太漂亮了！”乙不滿地嘲諷道：“噫，都40歲了！”甲立即反駁：“胡說！絕不可能！”乙愣了愣，指著甲說：“我是說你！”甲莫名其妙：“我怎麼了？”很顯然，這是由於二人的話題不相同而造成的。
因此，話題環境要求交際各方針對共同的中心展開交談，無論是發送還是接受，都隻能在話題界定的範圍內進行。比如在課堂上講課的教師，每節課的話題都必須限製在規定的教學計劃之中，絕不允許隨心所欲地亂說亂講。一位向職工進行計劃生育宣傳的幹部，其話題隻能圍繞計劃生育的方方麵麵展開；要是剛開了頭就偏離此話題而去講自來水管的安裝、辦公大樓的修建之類，就是無效宣傳了。即使像鄰裏、朋友聚在一起聊天這樣的交際活動，當眾人都在圍繞某一話題抒發、探討之時，你突然冒出一句與此話題毫不相幹的話來，這多殺風景！一來使人莫名其妙，二來打斷了眾人的談興，三來也給人留下“不禮貌”、“衝頭”的印象。假若你非要利用這種場合與眾人溝通交流不可，也隻能情隨勢行，先就眾人的話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然後再伺機巧妙、恰當地切入自己的話題。
話題環境有時又是受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時間環境的製約和影響的。這時，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時間環境是大環境，而話題環境則成了小環境。小環境要服從大環境。比如在“文革”時期，人們的話題常常被限製在政治、革命、造反、奪權、走資派、紅衛兵、大樹特樹、最最偉大、無限忠誠、無比熱愛等內容上。輕易超出這類話題，就可能招致不測。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社會環境雖然有很大的改變，但人們的話題仍然離不開社會環境的製約和影響。諸如改革開放、反腐倡廉、掃黃打非、三講教育、下崗分流、競爭上崗、抗洪救災等等，無論是大眾傳媒的宣傳，還是人們私下裏的交談，話題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相關。
話題環境並非固定劃一，可塑性是較大的，在許多場合下都因大環境而異。比如別人在辦喪事，你無意中去碰到了，這時你心中縱有天大的喜悅與興奮，也不能抒發。你的話題隻能圍繞吊唁活動展開，對死者表示哀悼，對其親屬表示安慰；就是同在場的其他吊唁者的言語交往，話題也要在吊唁的前提下進行。
五、言辭環境
言辭環境指的是交際各方在溝通、交流中，彼此涉及、運用的言辭給他方的發送或接受營造的條件。
言辭環境由於是在彼此的溝通交流中才形成的，因而它具有臨時性、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的特點。從發送者的角度說，自己要發送什麼，怎樣發送，要依據他方的言辭來決定。在聽解他方的前言、後語之後，隨其言辭所涉而發送，即所謂話趕話。從接受者的角度說，自己要接受什麼，怎樣接受，也要依據他方的言辭來決定。在聽解他方的前言、後語之後，才能予以取舍，作出相應反饋。言辭環境的這種製約和影響作用，導引著各方交際活動的進行。無論哪一方，要是對他方的言辭所涉不予理睬，就會出現聽解的差錯而影響交際的進行。
在實際交往中，有時自己的言辭也會製約和影響自己的發送和接受。比如自己一時不慎說漏了嘴，為著消除不良後果，挽回頹局，自己就得瞻前顧後、謹小慎微，努力去縮小失言與正言所產生的距離，以重新獲得接受者的信任。
一貫主張仁政，反對討伐別國的孟子，一次在與沈同交談時，沈同冷不丁地問他：“燕國可以討伐嗎？”他脫口答道：“可以。”於是齊國果然去討伐燕國。事後有人問他：“你曾主張討伐燕國是嗎？”他矢口否認道：“沒有！”那人舉出他與沈同的談話，他始知自己說漏了嘴，隻好自圓其說道：“沈同是以他個人的身份問我的，並且他隻問可不可以討伐，而未問誰可以討伐。假若他再問誰可以討伐，那我就會說，‘隻有天吏才可以去討伐’。這不就是不可以討伐燕國了嗎？”
言辭環境的製約與影響性，還表現在接受者的反應方麵。俗話說，話不投機半句多，發送者才剛剛開口，接受者就已經不耐煩了，不願再接受下去了。這就是因為發送者的言辭是接受者不感興趣的、不能認同的。要是發送者並不願放棄這一交際的機會，就必須找尋另外的言辭，營造出能夠溝通交流的新的言辭環境。
一次，孟子的學生公孫醜問孟子：“從前我曾聽說過，子夏、子遊、子張都各有孔子的一部分長處；冉有、閔子、顏淵大體接近於孔子，卻不如他那樣博大精深。請問老師，您居於哪一種人？”孟子非常幹脆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快：“暫且不談這個。”這就使公孫醜的交際落了空。為了不失去與老師交際的機會，公孫醜轉而問道：“伯夷和伊尹怎麼樣呢？”孟子一下來了勁，滔滔不絕地一口氣講了一大串，不僅有對伯夷、伊尹的評價，而且還借此生發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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