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所謂“千歲”，不過是對“王”一級人物的俗稱或尊稱。事實上，在明、清兩代，凡親王、郡王、皇後、皇貴妃，俱可以稱為“千歲”。甚至，連獨攬權柄的大太監，也有公然稱“九千歲”的，如魏忠賢之流。據《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各地為魏忠賢建生祠，“金像用冕旒，凡疏詞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而閣臣輒以驕語褒答。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三稽首，……詣像前祝稱： 某事賴九千歲扶植”。難道魏忠賢之流亦是太子？可見，劉心武先生僅憑一個“老千歲”的稱呼，就斷定其為廢太子胤礽，實在難以令人信服。至於劉心武先生反複強調的“壞了事”三字，這也並沒有什麼神秘性可言。須知，在雍、乾時代，清皇族內部權力鬥爭中遭到整肅而倒黴的皇族成員，並不鮮見。譬如，僅雍正時代著名的就有康熙第八子胤禩（即“阿其那”）、康熙第九子胤禟（即“塞思黑”）、康熙第十四子胤禵、雍正第三子弘時、老平郡王納爾蘇等等。無論哪一樁案件，都足以給曹雪芹在小說中虛構所謂“壞了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提供現成的素材，也根本不足以認定這就是康熙朝太子胤礽被廢的舊案。
錯誤之二： 太子留下的對聯。
為了將小說中的賈府、曆史上的曹家與康熙廢太子胤礽聯係起來，劉心武先生在《紅樓望月》一書中提出了以下一種說法：
這個太子有很多故事，我現在不細說，我現在就告訴你，由於康熙從小培養他，一方麵要精通滿文，一方麵要精通漢文，請很多名師大儒，讓他學“四書”、“五經”，讓他學漢族的經典，同時讓他學詩詞歌賦，讓他對對子。太子留下一副對聯很有名，在康熙朝一位大儒王士禎所留下的《居易錄》這本書裏就有記載。這副對子是這樣的“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請注意他的平仄，請注意這副對聯的最後一個字，上聯最後是“月”字，下聯最後是“霞”字。林黛玉在榮國府正堂所看見的對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上聯最後是“月”字，下聯最後是“霞”字。
但早有“紅迷”朋友指出，所謂“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並非太子所作。它是劉禹錫《送蘄州李郎中赴任》的詩句：
楚關蘄水路非賒， 東望雲山日夕佳。
薤葉照人呈夏簟， 鬆花滿碗試新茶。
樓中飲興因明月， 江上詩情為晚霞。
北地交親長引領， 早將玄鬢到京華。
——劉先生的這個證據，顯然也不足以認定賈府或曹家與胤礽、弘皙一家的關係。
錯誤之三： “星宿”讀作“星塑”。
在《秦可卿的原型》一講中，劉心武先生對張友士給秦可卿開的藥方子，作了以下的解釋：
這個藥方的頭一句如果要用諧音的方式來解釋的話，人參，白術，按我的思路，應該代表著她的父母……人參，這個參，可以理解成天上的星星，人已經化為星辰了，高高在上，我覺得可以理解為是象征長輩；白術，作為一味中藥，術的讀音應該是zhu（第二聲），但是曹雪芹從南方來到北京，他還保留著不少江南人的發音習慣……因此“白術”作為黑話，也可以理解成“白宿”，“宿”也有星辰的意思……總之，我覺得“參”和“術”都隱含著星辰的意思……這藥方裏的頭四個字，代表著秦可卿家裏的長輩，她的父母，她的兄長……把第三味藥的兩個字拆開，與前後兩味藥連成句子，那意思就很直白了，它是這樣的： 人參白術雲： 苓熟地歸身。意思就是她的父母說，告訴她底下這句話，說老實話，她的父母可能心情也很沉重，她自己看了以後也會更痛苦，就是“令（苓）熟地歸身”，也即命令她，在關鍵時刻，在她生長的熟悉的地方，結束她的生命。
這卻又犯了常識性的錯誤。須知，普通話中“星宿”的“宿”字，根本不是讀作“塑”的音，而是讀作“秀”！且看《新華字典》（1998年修訂本）549頁上，對“宿”字的解釋：
宿③xiù： 我國古代的天文學家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體叫做宿： 星宿、二十八宿。
①sù： 見468頁。
②xiǔ： 見548頁。
不知道這個“星宿”的“宿”，與“白術”的“術”，有何“諧音”可言？另外，把“星宿”解釋成“星星的意思”，也屬於常識性錯誤。“星宿”是某個星區下所有肉眼可見星的集合，並非單獨的“星星”。中國古人將星空劃分為二十八個星區，是有二十八宿。每七宿又組成一個大的組合，分別用動物表示，依次為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東、西、南、北、中，又分別與“五行”相對： 東方屬木、西方屬金、南方屬火、北方屬水、中央屬土。由此構成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基礎。劉先生大概隻忙著作“揭秘”的事，竟忘記了在這些古文化常識上下點工夫了吧？
錯誤之四： “清虛觀”讀作“清虛關”。
與上一個錯誤類似，劉心武先生在《賈元春原型之謎》也讀錯了一個不該讀錯的字。以下為劉先生的原話：
那麼，她最早可能是哪兒的王妃呢？我們就要說到，“清虛觀打醮”這件事情。這個事情我在前幾回裏麵講過，你還有印象嗎？很重要的情節。那麼清虛觀打醮它的起因是什麼？為什麼要在清虛觀打醮？為什麼？有人說，你已經講了呀，那不是賈母她“享福人福多還禱福”，賈母是這樣一個目的，但是清虛觀打醮的發起者是賈元春，書裏麵是非常清楚地給我們寫出來的。在第二十八回，通過襲人的話報告給寶玉，說： “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清虛觀打醮最早的起因，不是說賈母本人她要求福，賈母求福的由頭，是因為賈元春有一個交代。這裏我想，這一筆曹雪芹他不會亂寫，更不可能是我就要寫一句廢話。曹雪芹的《紅樓夢》每句話他都是認真下筆，都有用意的。清虛觀打醮由頭，是賈元春她要賈府做這件事。在什麼日子做呢？在五月的初一至初三，在端午節前。打什麼醮呢？打平安醮。打醮就是祈福。她顯然是要為某一個人祈求平安，如果是活著的人，她希望他活著平安；如果是死去的人，希望他的靈魂能得到安息。
在這段講話中，劉心武先生將“清虛觀”一律讀作“清虛關”，這也不符合普通話的習慣。“觀”字，作道教建築講，應讀去聲，讀作“貫”。且看《新華字典》（1998年修訂本）169頁上，對“觀”字的解釋：
觀（觀）②ɡuàn： 道教的廟宇。
①ɡuān： 見167頁。
這個錯誤雖沒有上麵一個錯誤那樣致命，但也足以顯示出劉心武先生之“揭秘”係列的不嚴謹。
另外，還有一個小問題，也可以同劉心武先生商榷幾句。這就是賈元春判詞的問題。正如劉先生所指出的那樣，該判詞的最後一句，實有兩種不同的版本： 一作“虎兔相逢大夢歸”，一作“虎兕相逢大夢歸”。劉先生相信“虎兕”為曹雪芹原稿，“虎兔”為後人改稿，且在“揭秘”係列節目中擬出了一個圖表，對兩者的關係進行了梳理、概括。該圖表如下：
虎兔——通行本
虎兕——古本
然而，筆者卻不能不說，劉先生這樣的概括實在來得草率！劉先生所稱“通行本”實際為程高本係統，所稱“古本”實際為脂評本係統。說程高本係統中該句判詞一律寫作“虎兔相逢大夢歸”，自然不錯。然而，脂評本係統中，卻遠不是所有的版本寫的都是“虎兕相逢大夢歸”！恰恰相反，除己卯本、夢稿本以外的絕大部分鈔本、印本，都與程高本一樣，寫的是“虎兔相逢大夢歸”！我們也可以將劉心武先生所稱“古本”中“虎兔”、“虎兕”的情況，擬出一個簡表供諸位一覽：
虎兔——甲戌本、庚辰本、北師大本、蒙府本、戚序本、南圖本、甲辰本、己酉本
虎兕——己卯本、夢稿本
如果取“古本”的“古”義，與“通行本”的“今”義相對，則甲戌本是目前公認的年代最古，行文也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版本。而甲戌本上亦赫然抄寫著“虎兔相逢大夢歸”，口口聲聲“古本”的劉心武先生又為何不采信此最古版本的寫法呢？如果說“虎兕”為原稿，“虎兔”為高鶚“篡改”，高鶚又如何能夠將曹雪芹生前形成定本的甲戌本、庚辰本一律改過？所以，“虎兔”與“虎兕”，孰真，孰假，對於這種問題，筆者的看法與劉先生正好相反： 所謂“虎兔”才是曹雪芹的原稿，所謂“虎兕”恰恰是抄手的錯改。據史料，康熙皇帝卒於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即公元1722年。次年，雍正登基改元，是為雍正元年癸卯。壬寅為虎年，癸卯為兔年——這即是“虎兔相逢”的由來！曹雪芹的家族在康熙朝備極榮寵，在雍正朝獲罪抄家。這種局麵的出現，不能不說是與康熙駕崩，曹家失去最大的政治靠山有關。慘痛的家族經曆，完全有可能讓曹雪芹在創作小說時，有意讓元春於某個壬寅年與癸卯年相交的時刻死去——生於大年初一，卒於年末除夕，以對應曾經給自己家族命運造成巨大影響的康、雍兩朝交替的政治事變。至於“虎兔”何以變為“虎兕”，原因也不複雜。一則“兔”與“兕”，草書形近。二則，《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中有雲：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虎兕”是成典。當底本上字跡潦草，不好辨認的時候，讀過《論語》的抄書人很容易根據他對《論語》的記憶，將此處擅改為“虎兕”。——當然，以上這些也是筆者的一家之言，劉先生也可以不讚同。但無論如何，劉心武先生不細辨脂評本中的歧見，一古腦地將“虎兕”與所謂“古本”對應起來，實在難脫誤導聽眾之嫌！
五、 “自敘”說辨正
前麵四部分，我們辨析了劉心武先生所謂“秦學”的諸多錯誤。而這些問題的基礎正是認為《紅樓夢》是一部以“寫實”為主的“自傳”，從而使我們的討論最終指向了一點，即在“紅學”界影響甚大的所謂“自敘”說。《紅樓夢》的“自敘”說，自20世紀20年代由胡適先生提出以來，在國內可謂幾經沉浮。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自敘”說以科學的考證、翔實的資料，有力地反駁了民國初年盛極一時的種種“索隱”派論調，開創了20世紀的“新紅學”時代。50年代以後，“自敘”說遭到政治評論派的猛烈攻擊，被指為“地主資產階級的謬論”，又不得不暫時偃旗息鼓。80年代以後，隨著政治評論派“紅學”的日益沒落，“自敘”說又再度興起，似有重新占據“紅學”主流地位的趨勢。然而，這樣一種“自敘”說，在學理上又是否真的站得住腳呢？實際上，我們可以從“強”、“弱”兩個意義上來討論。
在“弱”的意義上，“自敘”說認為，《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曹雪芹在創作這部小說時大量地以自己和家族的經曆為藍本，但這也並不排除小說中有為數更多的虛構。書中的賈寶玉有曹雪芹自己的影子，但又不能簡單地與作者本人劃等號，而是屬於一種類似於“童心複來夢中身”的虛實結合等等。
在“強”的意義上，“自敘”說則以周汝昌老先生的觀點為代表。這一派學者認為，《紅樓夢》就是曹雪芹的“自傳”，就是老老實實的“寫實”。書中的每一件稍微重要一點的事情，都必定是曹雪芹親身經曆過的，在真實的曆史中存在過的。甚至，書中所發生的事情，都可以到曆史中精確到年，編成“紅樓年表”，再來反推曹家的曆史。同時，這一派學者還認為，書中的人物都有確鑿的生活原型，賈寶玉就是曹雪芹，薛寶釵就是曹雪芹的元配，史湘雲就是曹雪芹的繼配，也就是脂硯齋。曹雪芹的一生是“先娶薛寶釵，再娶史湘雲”。賈寶玉有個姐姐（賈元春）做了皇妃，曹雪芹也一定有一個姐妹做了乾隆的妃子雲雲。一句話，在他們看來，簡直沒有區分藝術形象與現實生活的必要。
毫無疑問，在“弱”的意義上，“自敘”說是言之有理的，也符合文學的基本原理，直到今天仍不失為我們從事“紅學”研究的一條指導。而“強”的“自敘”說，則是在前者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然而卻又把“自敘”二字的含義，給推向了極端，使這種繼承和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變異。孔老夫子有雲： “過猶不及。”凡事太過於極端，就會喪失掉其原有的合理內核，而滑向荒謬。法國皇帝拿破侖曾說“偉大與可笑僅一步之遙”，這似乎正好可以用來形容“自敘”說由“弱”的意義轉向“強”的意義時所發生的“癌變”！然而，可惜的是“癌變”的細胞總是與正常的細胞混淆在一起，讓人一時難辨。讚同“自敘”說者，往往全盤接受，連“強”的意義上的“自敘”說，也囫圇吞棗般地咽下。反“自敘”說者，又往往全盤否定，連“弱”的意義上的“自敘”說，也棄如敝屣。這使得正常的、一分為二的討論總難以展開。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劉心武先生的所謂“秦學”，才獲得了發展的空間，直至走上中央電視台的講壇。
在筆者看來，所謂“秦學”的產生，不過是“強”的意義上的“自敘”說的一個死結的間接產物，而要解開這個死結，則不能不提到“紅學”史上又一樁有名的公案。這就是曹雪芹的生年問題。學術界一般是依據曹雪芹的卒年來推測其生年的。而關於曹雪芹的卒年，最明確的記載來自於以下一條脂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餘常哭芹，淚亦待盡。每思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申）八月淚筆。（甲戌本第一回眉批）
據此，曹雪芹應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敦誠《挽曹雪芹》中有“四十年華付杳冥”等語。由此上推四十年，曹雪芹當生於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元1722年2月至1723年2月）。①熟悉“紅學”或“曹學”的朋友都知道，江南曹家早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就被籍沒了家產。時年，曹雪芹不過五六歲的年紀。如果堅持“強”的意義的“自敘”說，曹雪芹在小小年紀就遭遇到了家庭巨變，他又如何去親身經曆那一場富貴風月呢？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江南的繁華，他是趕不上了。對於這個問題，胡適的解決辦法是盡量把曹雪芹的生年往前提，用“增壽”的方法，讓曹雪芹去“趕”上那一場江南的繁華。敦誠不是說曹雪芹“四十年華付杳冥”麼？“四十”是舉成數，其含義可能是“四十多”，比如四十五行不行？於是，到雍正六年，曹雪芹就有十一歲了。但還是嫌小，又比如四十九行不行？到雍正六年，曹雪芹就有十五歲了。——隻是這樣引來的問題，可能比解決的還要多。按一般中國人的習慣，說別人“享年”多少，通常都寧可說大，不大可能說小。若曹雪芹年近五十而卒，與他相識的朋友，隻應該“增壽”說成“五十年華”，斷沒有“減壽”說成是“四十年華”的道理。所以，胡適的辦法有明顯的漏洞。而周汝昌的思路別出心裁，他假想了所謂曹家於乾隆元年在北京“複興”的說法。這樣也可以讓曹雪芹去趕上一段繁華——隻不過，不是江南的繁華，而是北京的繁華罷了。然而，眾所周知，曹雪芹後來是落到了極端窮困潦倒的境地。所謂“舉家食粥酒常賒”，“日望西山餐暮霞”（敦誠《贈曹芹圃》）。所以，曹家如果有乾隆元年的“複興”，則必然有第二次被抄家。但可惜得很，無論是“複興”，還是“第二次抄家”，都是於史無證的東西，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這就迫使這一派學者不得不在《紅樓夢》本身上打主意，總企圖通過對一些詩詞的刻意曲解，來把這部小說同當時的一些政治事件聯係起來。周汝昌老先生自己選中的政治事件是發生於乾隆四年的所謂“弘皙逆案”。然而，早已沒落的曹家，實在沒有資本再卷入到乾隆初年的這場新的皇權鬥爭之中。曆史也沒有給周老先生留下曹家確實與胤礽、弘皙一支有牽連的確鑿證據。所以，周老先生的“新自敘說”（鄧遂夫語）依然麵臨著崩塌的危險。而劉心武先生的“秦學”的出現，就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新自敘說”的先天不足。劉心武先生通過“考證”，“證實”了曹家不僅與胤礽、弘皙一支關係密切，而且還把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即秦可卿私藏在家，幻想將來“變天”，撈取更大的富貴。這樣就為所謂曹家第二次被抄，找到了順理成章的理由。然而，這樣的“考證”，如前所述，卻實在經不起推敲。缺乏嚴肅性的論證又夾雜大量的主觀想像，使得這種“考證”幾乎與“索隱”合流。很顯然，“考證”走到這一步，不能不說是“考證”的悲哀，而“自敘”說發展到這一步，也不可謂不是“自敘”說誤入歧途的表現。
其實，隻要拋卻那種“強”的意義的“自敘”說所帶來的成見，還“紅學”於文學，上述關於曹雪芹生年的死結，即可以輕鬆化解。不錯，曹雪芹的年齡是太小了，他很可能趕不上曹家於江南的繁華。然而，對於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來說，這又有什麼要緊呢？從長一輩那裏反複獲得的聽聞，在曹家幾門闊親戚家裏詳詳細細的所見，以及幾十年間目睹耳聞的種種社會軼事，都可以成為作者的創作素材，並通過各種變形處理而曲折地反映在小說裏。當代作家中亦有沒經曆過二戰的，沒經曆過南京大屠殺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創作出這類題材的作品。何以一說到《紅樓夢》上，就必得曹雪芹事事都親曆親為呢？所以，與其費心費力地給曹雪芹“增壽”，或者相信什麼子虛烏有的“元春入宮”、“曹家複興”，還不如仔仔細細地研究一下曹雪芹的生活圈，研究一下曹家幾門闊親戚可能給曹雪芹的創作所帶來的影響。譬如，早有人指出了平郡王府就很有可能是小說《紅樓夢》之創作素材的一個重要來源。②曹寅之女、曹雪芹之姑母曹佳嫁老平王納爾蘇，成為平郡王福晉，生小平王福彭、福靖。準此，曹雪芹與福彭、福靖俱為姑表兄弟。這種關係無疑使他在青少年時代有機會經常光顧平郡王府，甚至長時間居住於此，以親戚的身份做些清客、陪讀的營生，亦如《紅樓夢》中秦鍾之於賈寶玉的關係。在雍正朝，曹家被抄，老平王納爾蘇亦被雍正削職圈禁。但到了乾隆初年，小平王福彭卻因為過去與乾隆“契闊”的交情，一度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提拔重用的對象，一時間又是門庭若市，車馬如喧。曹雪芹固然不一定能趕上曹家在江寧織造時代的繁榮，但眼前的平郡王府，其繁瑣的禮節、淫靡的風氣、精致的飲食、考究的服飾、美麗的花園、嫻雅的女子，乃至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都有可能讓他重溫從上一輩人那裏聽聞的“秦淮舊夢”。而別人家的這一切，與自己家的凋零破敗，自身的寄人籬下相對照，也極容易讓他產生“反認他鄉是故鄉”、“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涼感、滄桑感，從而為《紅樓夢》之“大色空”主題的形成埋下伏筆。同時，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也難保他不會暗暗滋生“詹光（沾光）”、“單聘仁（善騙人）”一類的羞恥感。乾隆二十二年丁醜（公元1757年）秋，敦誠作古風《寄懷曹雪芹（霑）》，其末四句有雲：
勸君莫彈食客鋏， 勸君莫叩富兒門。
殘杯冷炙有德色， 不如著書黃葉村。
其詩似乎正反映了曹雪芹從寄居於“富兒門”下，為人充當清客、食客，到遷居西山，獨立門戶，“著書黃葉村”的人生轉折。自然，平郡王府也不見的就是小說中的賈府。而事實上，即使將曆史中的曹家、李家、平郡王府三家相加，也未必就能得到《紅樓夢》中賈府的完整形象。因為作者的思維是可以不受任何具體材料的束縛的。但通過對包括平郡王府在內的曹雪芹生活圈的探究，無疑能幫助我們多少擺脫幾十年來的思維定勢，而更加接近於理解《紅樓夢》的文學本質。
還“紅學”於文學，這是20世紀90年代一位資深“紅學”家的呼籲。③的確，人們曾經將太多的革命的、政治的、曆史的、社會的意義，加注到這部小說之中。多年來，卻惟獨忽略了這部小說本身的文學意義。直到今天，劉心武先生提出的所謂“秦學”，把書中的人物同清宮政治鬥爭硬是一一掛鉤起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到政治、曆史對於“紅學”的揮之不去，且根深蒂固的影響。什麼時候能把“紅學”從諸如此類的思維束縛中解放出來呢？或許，那才是我們實事求是地研讀這部偉大小說的開始時刻！
注解：
① 周汝昌先生依據敦敏《小詩代簡寄曹雪芹》，認定脂批記載有“誤”，曹雪芹應卒於乾隆二十七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2月1日），進而認定曹雪芹當生於雍正二年甲辰（公元1724年）。但此說遭到了沈治均先生的有力反駁，斷難成立，參見沈治均《〈小詩代簡寄曹雪芹〉寫作年代補證》。
② 見沈治均先生《紅樓夢成書研究》。
③ 見白盾先生《紅樓夢研究史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