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19世紀西方大學精英教育的內涵劉亮
劉亮，上海政法學院講師。
摘要：
西方高等教育發展史表明，精英教育的發展和完善在世界一流大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了高水平的精英教育，教學水平和科研水平才會處於領先地位。發展到19世紀，西方社會的各個層麵都和大學的精英思想、培養出來的精英人才密切相關，這主要得益於精英教育中的學術理念的變化和精英教育模式的不斷改革。隻有這樣，才能實現大學外在的社會性，更好地為社會的整體利益服務。
關鍵詞：西方大學精英教育理念創新
直至中世紀，西方大學基本還是遊離於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之外，對社會的直接影響較小，主要培養神職、法律及醫學人才。愛彌爾·塗爾幹(Emile Durkheim)指出：“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所有的中世紀機構中，時至今日，顯然隻有一種機構留存下來，盡管它的確有某些變化，但依然與當時的麵貌極為近似，這種機構就是大學。”[法]愛彌爾·塗爾幹：《教育思想的演進》，李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頁。西方大學的起源並非一致而是前後相繼的，歐洲中世紀大學也並非在歐洲各國同時起步。18世紀末開始擴大到各學術領域的專業人才，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研究工作還是在諸如英國皇家學會這類科學院的主持下進行的，大學隻是進行教學與培訓的機構，研究工作僅僅起著一種附帶的作用。雖然日內瓦學院、萊頓大學、愛丁堡大學、哈勒大學和哥廷根大學等歐洲名校已經重視原創性研究與精英人才的培養，但直到1810年柏林大學的建立才達到近代大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柏林大學建校之初就十分重視研究和人才培養的工作，習明納（Seminar）、專題講座、實驗室、專題研究成為訓練精英必不可少的途徑。這些做法首先擴大至德國其他大學，進而為其他西方國家所仿效，精英思想和培養精英人才的體係日趨完善和成熟。
一、精英教育的理念變化:學術自由和學科多樣性
自由教育思想的發展經曆了一個演變的過程，古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針對詭辯家的道德相對主義及雄辯的誇張性，提出可靠真理及知識的基本原理可以通過受教育而得的心智去發現。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對自由教育都有過論述，其核心就是強調獲取知識和發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最高目的。反對教育有其他的功利主義目的和為某種職業作準備。中世紀時，在神學的統治下，自由教育思想和基督教結合，把趨向理性生活、克服無知、追求真理、運用智慧、最終皈依神性作為最高目的。後來在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又汲取了人文主義精神。從18世紀到19世紀，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提出了許多新的思想和主張，“正是對大革命及其後果的關注與批判使人類的政治思維跨入了新的時代，以對啟蒙思想繼承或批判為特征的各種主義和意識形態從19世紀起就應運而生，層出不窮”浦興祖主編：《西方政治學說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頁。。如唯物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等，為自由教育思想的進—步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來源，也動搖了教育理念固有的支配地位。美國著名學者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就對精英教育理念作出了精辟的論述：“每個社會中都有一些人對於神聖的事物具有非比尋常的敏感，對於他們宇宙的本質、對於掌理他們社會的規範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個社會中都有少數人比周遭的人更加探尋、更加追求不限於日常生活的具體情境，希望經常接觸到更廣泛，在時空上更具久遠意義的象征。在這少數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書寫的論述、詩或立體感的表現、曆史的回憶或書寫、儀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動，來把這種內在的探求表現於外。穿越當下具體經驗的這種內在需求，標示了每個社會中精英的存在。”
19世紀，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創立了柏林大學，奠定了“學術自由”、“教學自由”的原則，學術自由便成為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為新科技、新思想的探索提供了寬闊的學術空間。由於德國大學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自由，其模式便成為19世紀的大學理想。這種理想為歐美各國所羨慕和仿效，並以德國模式為範本完成了高等教育近代化。在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奈斯比特(Robert A.Nisbet)看來，學術自由則是在普通公民所共享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基礎之上教師所獨享的自由，這一權利來自教師作為某一學科權威機構的特定角色。惟其如此，教師才能在不受外來侵擾的情況下，完成學術任務。
在近代化的過程中，精英教育理念也發生了變化，從早期的封閉型的、象牙塔式的精英培養逐漸轉變為自由的全方位的培養，從單一的學科設置發展成為多樣的、可供選擇的學科。對於教師而言，決定教什麼，何時教，怎樣教的權力是學術自由權力的核心部分，也是大學教師作為學術人員的本體性權力類型。毫無疑問，學術自由和學科多樣性對於開闊視野、豐富思想、塑造人格、提高境界，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學術自由和學科多樣性是大學精英教育不可缺少的內涵。
（一） 巴黎大學：高水平的學科和多樣性的設置
從中世紀來看，以巴黎大學為代表的歐洲大學主要設神學、醫學、法學三大專業，分別培養所需要的牧師、醫生和律師。隨著中世紀大學的發展，尤其是歐洲出現的文藝複興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人文主義精神得到極大張揚，這使得一方麵世俗政府加大了對大學的控製，另一方麵大學在衝破神學桎梏的同時也麵臨著發展的困惑。之後，科學技術開始分化，從19世紀初開始，新人文主義者洪堡倡導大學拆除一切社會和經濟的枷鎖，大學成為從事教育和研究的基地，培養純學術人才。隨著19世紀中後期法國工業近代化高潮的到來，高等學校在形式和內在等方麵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特別是在學科的高水平及學科設置的多樣性方麵。“這種學習課程的素材一半取自古典文學，一半取自具體科學。所以說，它隻是一種有所折衷的人文主義。我們已經看到，在18世紀出現了這樣一種需要，創立一套完全不借取古典文學的課程體係。產生這種需要的是一些至為根本的原因，不可能不在19世紀又一次令人產生真切的感受。”[法]愛彌爾·塗爾幹：《教育思想的演進》，李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頁。
1885年之後，巴黎大學新學科不斷出現，教學生氣勃勃。出類拔萃的學者大批湧現，精英教育蓬勃發展的同時，科學研究也是碩果累累。當時，巴黎大學理科教學分為三大類：數學、物理和自然科學。在普法戰爭結束後，法國上下反省戰敗的原因，普遍認為法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落後於德國，並提出要把改革法國教育視為一種“愛國主義的責任”。此後，巴黎大學開設有人文科學、法律和政治、語言文學、經濟和管理、自然科學、醫學、藝術等諸多專業。
巴黎大學學科體係十分齊全，既有基礎紮實、實力雄厚、具有濃厚文化底蘊或長期研究積累的傳統學科，也有生機勃勃、發展勢頭強勁的新興學科，學科門類中學科設置的覆蓋麵非常廣。巴黎大學的總體學術成就，固然是世界一流，更難得的是它的絕大多數專業成績都是一流，而且巴黎大學學科門類齊全，基礎學科強大，交叉和新興學科多，在不斷改革和自我完善中，學科建設走上了多樣性、理工結合的道路，充分體現了高水平的學科和多樣性的設置的特點。
（二）劍橋大學：承續自由教育傳統
西方自由教育的思想傳統一直顯現於人文教育、通識教育等各種教育思想流派及其實踐探索之中。自由教育雖然並不代表大學教育的全部精華，但在西方，它的精神卻被真正的大學頑強地堅守著。在英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中，自由教育思想對大學教育實踐的影響力始終沒有被徹底削弱。這從英國的紳士教育傳統與德國的純學術教育傳統的持久延續可以得到證明。英國大學適應科學思想的一個獨特之處就是以自由教育融合科研，尤其是劍橋大學尤為突出。
甚至在19世紀70年代劍橋大學準備在教育中接受實驗科學之時，也不準備拋棄它們珍愛的自由教育思想，即使實用主義價值觀已經全方位滲入大學並開始主導大學的思想和行動。在英國，始終有人試圖捍衛古典自由教育傳統，紐曼(John Henry Newman) 即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強調大學應該致力於智力的培養和理性的發展，認為這種教育能培養伴隨人一生的理智的習慣，這種教育的實用的目的就在於訓練良好的社會精英成員，使他準備去勝任任何職務，去精通任何一門學科，並能在任何社會安身，而不是訓練某種特定的職業或專業人員。難得的是，在歐洲，對紐曼所倡導的思想，從來就不缺乏響應者和追隨者。從19世紀中後期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主張將專業培訓從大學中剔除出去，［英］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幹應用》，趙榮潛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45頁。從而維護自由教育。到20世紀初歐洲的新傳統教育思潮，直至20世紀中後期德國哲學家卡爾·亞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等人倡導複興古典自由教育以重塑大學理想，始終強調傳承曆史：“隻要曆史知識還處於為曆史意識服務的地位上，過去就保留在非客觀基礎的客觀性中，現在從這個非客觀基礎中走向了曆史性的自我起源。於是，對於真理而言，已沒有確定的作用，而是運動著的非確定範圍的作用，在運動中每一個當下都不是派生的，而必須是它自身。”［德］卡爾·亞斯貝爾斯：《什麼是教育》，鄒進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35頁。自由教育傳統一直有著堅定的捍衛者。
劍橋大學的學術淵源是古希臘強調理性訓練和人格塑造的自由教育思想，其核心內容是強調獲取知識發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反對教育有其他功利主義目的和為某種職業做準備。在教學目標上，強調發展智力重於獲得知識；在課程和專業設置上，強調教育目的的內在性，追求知識本身的價值，反對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重視學術性專業與課程；在教學內容上，以培養知識麵寬的博學精英而不是某一領域的專門人才作為確定內容的標準；在教育目的上，強調自發原則，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大膽質疑，重視批判性和創造性思考能力的培養等。在這種辦學理念引導下劍橋大學形成了注重學術與自由、重視知識內在價值、強調發揮個人才智和潛力的傳統。自由教育思想及由此而形成的劍橋學術傳統熏陶了曆代劍橋的精英，使他們學術功底深厚，各種能力，尤其是質疑、創新力出類拔萃。
劍橋大學始終如一地保持著自己獨特的自由教育的傳統，從而使不同的學科能夠按照內在的邏輯發展，能夠相互貫通、結合、滲透，因而使得劍橋教師的學術造詣、學術素養、學術意識，劍橋學生的理論基礎、知識體係、思維模式等都超越其他學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