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沒有豪放派，南宋唯一的一個是他。
這當然是一個嚴酷的標準，而他樣樣符合——在任何一個時代，他都符合，哪怕每一個時代都在一個大標準上有著各自的微調。他硬是靠自己的操守和骨氣，不用削足適履，穿得上各個時代的鞋子。魯迅說過：“我看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嘴裏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隻顧自己一個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卻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隻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
他顯然不是那樣的東西，還正好相反。而如果還有一厘米的良知，在山河破碎時，知識人就做不到真正的“小徑容我靜，大地任人忙”。
插一句：回頭看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知識人，論操守和骨氣，其實比兩宋要差得多，更不要說比先秦之類。縱然操守骨氣不缺，兩宋又有幾個格外豪放的？你要說東坡？唉，要認真論起來，東坡是曠達，哪裏是豪放。豪放是鐵，是鋼，是秋風散關，不是“酹江月”。
他豪放了一輩子，將硝煙焦土當成了玫瑰花園去守持。
想來給孩子取名“棄疾”、“去病”的，大都是怕孩子羸弱不能長大的父母吧。可是，他們的孩子卻都成為了豪放派大詩人或大將軍，成為某一個或兩個領域裏的燈，光照千裏——他又是豪放派大詩人，又是大將軍；他是屈原、謝安、賈誼、馬援、劉琨，更是廉頗、李廣、祖逖、孫權和孔明——還在青少年時期，就曾帶領五十騎直闖數萬敵軍的大營深帳中，刃如霜，馬如龍，卻金兵，封瀚海，取得叛徒張安國的首級而歸。他讓我們相信：這個世界就有一些不可思議的人，他（她）輕易地就獲得了石頭與月亮雙重的品質。憑空想象一下他，就覺得他一定長得鏗鏘有力斬釘截鐵，嘴唇抿得緊緊，眉頭中間有著刀子刻的思考紋，浩大的心事都堆在臉上，擺明了時刻心急如焚……如同一種高貴至極的樹，一枝枝全往天上長，風來了，雨下了，雪落了，霜鋪了，露掉了，雷劈了……但是，它也要堅韌不動。十年，百年，千年，也不開花，天長地久般綠了枯，枯了綠，怒發衝冠，鬥誌昂揚，不像個樹。
它是不是記住了許多的事，跟杜工部的“詩史”一樣？否則，如此倔強而不歇重複的軀幹裏留下那麼多的年輪做什麼呢？
事實也的確如此：他是宋詞史上創作最多的作家，什麼都可以納入筆下三寸之地——就連罵兒子也可以寫成詞，而筆下的每一首詞都埋藏著紛亂的深痛。《永遇樂》，《賀新郎》，《摸魚兒》，都能從中看見一個倔強的影子，輾轉在那個時代裏，空有縱橫天下的文韜武略，一身抱負卻無法得以施展，最後在江湖風雨中漸漸兩鬢斑白的那種言語無法表達的憤懣，報國的壯誌就這樣一點一點被蠶食，消失在山高水長的羈旅之中，隻在中夜月明酸冷露寒的時候，輕撫著一泓秋水似的吳鉤，踱步長歎，聽著它發出不堪寂寞的的嘯鳴。他說，“知我者，二三子”，無非指放翁、同甫和改之等有限的摯友，而除了放翁，其他兩個都先後離世——就算人全的時候，他們相聚也很少，更多的歲月裏他們隻是遙遙致意。以前剛讀到他寫“人言頭上發，總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鷗，一身都是愁。”時年少無知，隻覺得這擬人化的詞寫得好，擬人得好，生動，直白，筆調輕快，幽默灑脫。後來才覺出裏麵真是落寞到了極致——他恐怕笑的不是沙鷗而是自己吧。這笑中，又有多少心酸呢？隻好“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了。“兩三雁，也蕭瑟。”“種花事業無人問，對花情味隻天知。”“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哪一個字不痛著？
他的整個一生，時刻準備著出發，然而，最後隻能原地踏步，任時間流去，一寸寸，老盡少年心。
看這一首少人提及的《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那些意思都有了：
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屋上鬆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裏江山。
饑鼠繞床，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蝙蝠翻燈，上下拍舞地作祟。他用這極不討好的角色開篇，使情感的定位在乍讀之下就無法快意——太晦澀，太陰暗，太詭異，太曲折，太孤寂。室內如此，室外還能怎樣？鬆風起吹，急雨傾盆，破窗紙語，叫人百般酸甜入心，再不能入睡。
這首詞在大詩歌的概念裏是特異的。一首詩撇開意趣妙處不談，撇開神筆丹心不論，首先要算得上詩，它就必須具備詩的基本特征，即意象存在的價值，至少也該有入詩的資本。中國的詩歌在唐代達到巔峰造極的境界，後代的人難以在此基礎上再創輝煌。於是，文人們開始絞盡腦汁從側道入手，為了追求詩的新異性，大大拓寬了詩的題材，我們最常見的詩歌有關於愛情的，思鄉的，政治抒情的，愛國的，戰爭的，民生的，等等。從最早的《詩經》開始，就脫不開這些題材，且經典名篇無數。到了宋朝，一個文化空前繁榮的時代，詩暫不論優劣，也定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可惜了宋朝，詩歌成了一抹暗色。我最不喜歡的江西詩派，在這個朝代大行其道，將詩顛覆成要麼曲奧隱晦化，悖於常理，要麼生糙口語化，美感全無。詩人們的視線開始從詩意美轉向生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