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比輯曆史的事實
我們既然斷定了事實的真確與否，就該把它們編成有係統的著作。著手編纂的時候，有兩點應該注意：就是編輯前應該考慮的問題，和編輯時所用方法的問題。現在大略地加以討論。
編輯前應該考慮的問題，我的意思有六個：
（一）定主題（topic）的界限：這就是確定我們研究題目的範圍。使它可以概括我們所要說的話。
（二）定史事的時期：對於我們所要編纂的史事，定下一個發生和結束的時期。
（三）定史事的去取：在已經斷定的事實當中，決定哪幾件應該取用，哪幾件應該割愛。
（四）明陳跡的變化：各件事實集合之後，我們應該細細去考察它們相互之間有沒有因果的關係，每類事實變化的經過同變化的情形究竟怎樣？
（五）定史事的重輕：在許多事實中，應該辨別它們的地位在這個主題裏究竟孰輕孰重，以便筆述的時候沒有詳略失宜、輕重失當的毛病。
（六）定烘托材料的多寡：一篇敘事文要使它有聲有色，那非有相當的烘托材料不可。究竟這種材料的分量，應該多少，宜加熟慮。
我們對於上述的六個問題加以考慮之後，方可著手編比。所謂編比的方法就是將上述六個問題使之具體化；換句話說，就是想出實際辦法來。關於這一層，我的意思大致可以分為五點來講：
（一）分成段落以類相從：例如關於經濟的事實，歸入經濟一類；關於政治的事實，歸入政治一類。此外如教育、宗教、藝術等等，也各歸其類地排比起來。再依時代的先後和事實本身的重輕，一一加以敘述。其餘和主題沒有密切關係的事實一概割愛。
（二）求各段間之連鎖：各段落中各類事實之間當然不能絕對分開，必須使它們相互間發生極密切的關係。要使它們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就是要注意而且敘明人類過去活動上五個不同的方麵互相為因、互相為果的地方（這是因果關係，不是因果律），把它們揉成一個整個的渾淪。這樣我們才可不致再把所謂通史編成一種類纂式的書本。近來我國有人主張用分類法來編中國文化史，就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這一點的緣故。
（三）注意特異的變化：曆史上的活動，普通可以分成三個步驟：（甲）原狀，（乙）改造原狀的運動，（丙）改造運動的結果。我們編輯曆史，對於改造的運動應該特別注意。我們中國人編纂曆史向來隻是偏重原狀和結果，對於極重要的改造運動，或者語焉不詳；或者絕不提起。我們隨便找一本曆史的著作，都可以看得出來。例如它們對於秦代的官製怎麼樣，漢代、唐代的官製又是怎麼樣，都能夠羅列得非常詳盡。可是秦代的官製為什麼而且怎樣會變成漢代的官製？漢代的官製又為什麼而且怎樣會變成唐代的官製？這中間經過的情形總是難得有人注意。我們在前麵說中國從前的曆史著作，是死的不是活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將來編輯中國史，應該竭力矯正上述的毛病。對於中國人過去五個方麵的活動，處處要注意它們變化——亦稱演化——的經過；換句話說，就是要著眼在改革的運動。那麼我們研究的結果才可以稱為活的不是死的曆史。
（四）表明事實的輕重：人類五種活動在曆史上地位的輕重當然不同，就是在一類裏麵各件事實的輕重亦當然各不相同。我們編纂曆史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方法去表示出來？我們中國從前的著作家要表示事實的重要時，往往用許多不合理的形容詞來讚美或攻擊一個人或一件事。在現在科學發達的時代，就一句話，用一個字，都有一定的分寸；這種不負責任、信口雌黃的辦法當然絕對不能再用。換句話說，就是要用文學的手段來應付曆史的敘述，在現在科學上是不容許的了。在曆史著作裏麵要表示事實的輕重，方法非常簡單：就是遇到重要的事實，記得詳細一點，使它多占一點篇幅；遇到不重要的事實，記得簡單一點；那就夠了。這樣做法，讀者自能於不知不覺之間感到各件事實的地位究竟怎樣。我們正不必虛費時間和腦力去做舞文弄墨的功夫。
（五）烘托材料之運用：曆史文章要使得它能夠“情摯氣昌”，烘托的材料當然不可缺少。例如描寫一個人的品格或一件事實的重要，都不妨用一些尋常的瑣事去陪襯出來。至於這種烘托的材料究竟應該用多少，那卻可由著作家自由去決定。這一點要看著作家的識見如何。具有別識心裁的人應用烘托的材料，一定能夠恰如其分，不致鬧出畫蛇添足的笑話。良史的才、學、識“三長”裏麵所以以識為最是難能可貴，這亦是一個理由。
以上五個方法看來很是簡單；但是要運用得宜還是要靠學力和經驗。
八 勒成專門著作
上述的工作做完之後，研究的事業還不算成功。我們還有最後的一步，就是著作。這一步工作亦很繁重。我們著手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亦有六點：
（一）文史要分別清楚：文學同曆史完全是兩種東西，我們對於它們的界限，應該絕對劃清；我們斷不可用文學的手段去做曆史的工作。因為曆史的根據是固有的事實，文學的根據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謂想象力。神思是可以馮虛禦空的，事實是不能由我們自由去顛倒或虛構的。簡單地講，就是陸士衡所說的“文翻空而易奇，事征實而難巧”兩句話。曆史的文章處處要受史科——或者不如說事實的真相——的限製，絕對沒有自由行動的餘地。一旦有了自由，那就是文學的作品，不是曆史的作品。
（二）著作要一線貫串：當我們著作的時候，要能夠明定範圍，揭示綱領，才能使讀者有振衣得領、張網挈綱的樂趣。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要靠我們的卓識和真實的功夫。曆史著作上所謂一線貫串，和文學作品上所謂一氣嗬成，原是一樣。不過我們要知道曆史著作上的所謂一貫，是以校勘、訓詁等等的考訂功夫做基礎的。
（三）著作者要有反省功夫：我們要希望自己的著作有一貫的精神，應該多用一番反省的功夫。這就是著作完成之後切不可急求名利倉促出版，以致鬧成笑話。當我們的著作未出版以前，自己先要再三閱讀，細察內容有無失檢或謬誤的地方，以便隨時加以修正。如能請相知的和相當的學者代我們自己再去校閱一番，那就更好。中國向來有名的著作家大半都是如此。我們的作品，不必問人家懂不懂，先要問自己懂不懂；不要讓人家來批評，先要自己去批評。我們要知道：研究學問最高尚的目的，在於利人。假使退一步說，我們所抱的目的在於營利，那麼我們亦應該以相當良好的商品去取得他人的代價。倘使以惡劣的商品去騙他人的金錢，這在商業道德上已是說不過去，何況關係學術的事業？
（四）敘事要恰如其分：敘述史事的時候，下筆要特別慎重。史文和史料，必須表裏相符，史文應該絕對反照事實的真相，絲毫不得增減。可疑的應直言其可疑，可信的應直言其可信。是非虛實，秉筆直書，才算是正當的辦法。學術上最可貴的美德就是“忠實”兩個字。章學誠所說的“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就是這個意思。
（五）要盡量利用成文：曆史著作中引用成文愈多愈妙。曆史家和文學家不同，對於成文決不可過用割裂剪裁的功夫。曆史的文章非到萬不得已時，不應該自己造作。對於有一定程式的史料和足以表示曆史人物個性的成語，尤其不可憑文學上“言不雅訓”的理由，任意地去改頭換麵。因為這樣，才能保存史事的真相。
（六）著作中要附有注腳：注腳這種東西在現代各種科學的著作上，都占極重要的地位，幾乎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腳的好處，簡單說來，大致有四：
（甲）表明材料的來曆：現在無論研究什麼一種科學，非得廣搜材料來做根據不行；所以凡是一種作品，非得旁征博引不可。有了注腳，就可以表明這種作品的根據何在；這些根據是否強固。
（乙）保存可用的書目：在作品裏麵，附有注腳，那麼別人要想對於同一主題加以更詳細的研究時，他就可以將我們作品裏所附的書目當作一部分的指導。而且假使我們所引用的書籍，因為年久失傳的時候，後代人亦可以在我們的作品裏，窺見一二。中國有許多已經散佚的古書，往往因為他人書中引用的緣故，得以重見天日，就是很顯著的實例。
（丙）革除剽竊的惡習：剽竊是一件極不道德的事。如果著作中有了注腳，我們不但可以避去這種嫌疑，而且可以自然而然地革除這種陋習。
（丁）表示作者的人格：著作中間，如果有注腳，那麼著作者見聞的廣狹，功力的深淺和心術的誠偽，都可以使讀者一目了然。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不但合於現代學術公開的精神，而且有功於學術的進步。剽竊成書原是掩耳盜鈴的舉動，識者不為。
至於注腳，大概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注明所引書籍的章節。如單是羅列書名不注明章節，那不但不便於讀者的複核，而且不免有未曾讀過、盜名欺世的嫌疑。（二）詳錄成文。倘使很重要的成文，在本文中容納不下，應詳附注中以便讀者觀覽。（三）考訂事實異同。這種注腳，比較最難，但是亦最重要。它差不多將著作家研究工作的全部經過都表示出來。著作家於此不但以真理給人，而且以求真的方法給人；這是學術上一種理想的境狀，我們應該努力去達到它。《資治通鑒·考異》和《三國誌注》就是屬於這一種。
九 整理中國史的一個愚見
曆史研究法裏的三大步驟，現在已經約略講完了。最後我還要附帶地申述一點感想。我常常覺得現在中國研究曆史的人所抱的野心太大。他們以為要想整理中國史總要從全部做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稱為曆史家。因此人人都想編一部中國通史，卻始終沒有一個人成功。原來在從前已經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的感慨，何況“二十四史”？這種愚公移山的見解，和從前哲學家研究自然，定要從宇宙全部入手一樣的大而無當，我們應該怎樣去糾正它。
整理中國史在事實上既然因為規模太大，非常困難，所以我們應該提倡一個分工的辦法：這就是各人就他的能力和興趣所及，分頭擔任中國史上任何一個問題，切切實實研究出一個結果來。現在的西洋史學界，就是如此。從來沒有大膽的人敢負起研究英國史或美國史全部分的責任；因為他們知道一個人的能力和時間都是很有限的。他們現在所以能夠有各國通史甚至有世界史綱，並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因為已經有許多專篇著作可備參考，可備取用的緣故。所以我們要想整理中國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國通史，應該從研究小規模的問題著手，先產出許多專篇著作來做基礎才行。如果大家都抱著一手包辦的野心，那麼這部中國通史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的意思，我們有誌於整理中國史的人應該分工來幹，各人盡各人的力量，先去研究曆史上的小問題；把研究所得的作成專篇，一二千字也好，一二萬字也好，總得以徹底解決，不勞後人再起爐灶為主。將來中國史上所有的問題，都一一研究解決了，那麼想編通史的人，就可以利用這種材料，編成一部盡善盡美的中國史。如果史學界的同誌都能夠這樣做去，我們中國史的整理和通史的編纂才有辦法。
我們此地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我們要整理中國史，當然不能沒有相當的史料。中國史料中最可珍貴的一種就是“二十四史”。現在好像有人以為有了通史就可以不要“二十四史”，這是完全不合理的主張。我的意思，我們一方麵固然應該努力於通史的編輯，以便普通人的閱讀；一方麵亦應該擁護我們可貴的史料。因為沒有史料，通史是沒有辦法的。總括的一句話：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後再綜合，顯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們有誌於整理中國史的人，亦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先努力去做專篇的著作，再去作通史的功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這是科學家進行工作的步驟，亦應該是我們研究曆史的人進行工作的步驟。我很希望我國的新史學家少抱一點編輯通史的野心，多作幾篇徹底研究小問題的專著。
（《民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