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卻發生實效，並非空嚷了：好人正以為然，而壞人於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後，無非以為占了便宜，何嚐改悔；並且因為是早已營就三窟，又善於鑽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卻不聽你了。
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清流：指東漢末年的太學生郭泰、賈彪和大臣李膺、陳蕃等人。這些人聯合起來批評朝政，暴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於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為宦官所誣陷，以結黨為亂的罪名遭受捕殺。十餘年間，先後四次被殺戮、充軍和禁錮的達七八百人，史稱“黨錮之禍”。和明的東林東林：指明末的東林黨。主要人物有顧憲成、高攀龍等人。他們時常聚集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批評人物，對輿論影響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們互通聲色，形成了一個以上層知識分子為主的政治集團。明天啟五年（1625年）他們為宦官魏忠賢所屠殺。，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麵，何嚐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七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見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中國人或信中醫或信西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並有兩種醫，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於郅治。例如民國的通禮是鞠躬，但若有人以為不對的，就獨使他磕頭。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笞刑的，倘有人以為肉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碗筷飯菜，是為今人而設的，有願為燧人氏燧人氏：我國傳說中最早鑽木取火的人。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吃生肉；再造幾千間茅屋，將在大宅子裏仰慕堯舜的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裏麵；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銜冤坐汽車。這樣一辦，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們的耳根也就可以清淨許多罷。
但可惜大家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費厄潑賴”尤其有流弊，甚至於可以變成弱點，反給惡勢力占便宜。例如劉百昭劉百昭：湖南武岡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解散女師大，另立女子大學，派劉百昭前往籌辦，於二十二日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打女師大學生，並將她們強拉出校。毆曳女師大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複，陳西瀅鼓動女大學生占據校舍時，卻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師大學生鬥爭勝利，宣告複校，仍回原址上課。但是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發表的《閑話》中，說了所引的話，鼓動女子大學學生占據校舍，破壞女師大複校。毆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麵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這“費厄”卻又變成弱點，反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釗的“遺澤”保鑣。
八結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麼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複加了。隻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裏，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按語】《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乃是針對林語堂的《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所作。在此文中，魯迅先生深入探討了“落水狗的是否該打”這個問題，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